2018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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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士农”是传统中国的核心结构。这一结构中的“商”，实质上处于社会的边缘并为主流社会意识所排斥。在近代商品大潮的冲击之下，“商”的经济和社会内涵得以渐次更新，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王朝的覆亡，则使这一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错动。近代“商”观念的嬗变，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性的变动，这种来自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演变，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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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传统“商”概念及其经济、社会内涵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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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社会有阶层而无阶级。前者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更多地属于一种非经济分析术语，是以社会功能、社会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和评价尺度的，人们常说的“士农工商”是其具体结构的简要概括。而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的转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首尾两个阶层，即士和商。
; 在传统概念中，“商”的语意极广，商业、商人，是“商”最基本的两个含义，而与“商”概念最接近的莫过于“贾”字。“商”、“贾”有两个主要的经济涵义。一是作为经济生活环节之一的“商”，即商业；二是作为一种社会阶层的“商”，“商”阶层只不过是社会剩余产品交换的操作人。古代传统社会中，生产环节天然地归属从事小家庭生产的“农”、以及从事小手生产的“工”两大阶层。这种概念上的分野，与传统农业社会及大一统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相契合。
; 传统社会中“商”的经济内涵决定了“商”阶层的社会内涵。从整体史的角度来看，“商”无疑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之一，常与“奸猾”、“寡廉鲜耻”等联系在一起。当然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并非一概地歧视，“商”。在古代典籍中就曾出现过“商农工贾不败其业”的记载。（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校勘本，第1879页。）“商”“农”可以并列相称，其“业”不分高下。
;  尽管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商人必不可缺，但由于不事生产却能聚敛财富，因而被视为社会的寄生者。在传统的观念形态中，农业社会里强烈的“义利”之辩的意识将商人的逐利斥为低下；在社会制度和官方中，严格限制着商人阶层的社会权利和社会机遇；历朝经济政策都奉“重农抑商”为圭臬，商业则被视为“末业”；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商也位居其末。
; 从农业社会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利益出发，商人是难以信任和依赖的一种社会力量。首先因为统治者的收入主要来自和农业生产，其兵员也来自乡村，城市和商业只是奢华消费的代名词和小农经济的潜在侵蚀者；其次，追逐私利的商人被认为会与国家争夺社会财富，从而损害利益；再次，职业性质决定了商人的高度社会流动性，与“地着”的农民相比，他们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则可能常常脱离国家和社会机制的控制，从而成为政治稳定的一大隐患。西汉时晁错就向汉文帝指出这一点：“不农则不地着，不地着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注：《汉书·食货志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页。）
; 这种情况在古代世界并不鲜见。有研究者查阅了埃及、巴比伦、罗马、希腊、中世纪欧洲和中国、17世纪的新英格兰、18世纪的英格兰以及19世纪的法国的历史记载后，也“发现所有这些社会都鄙视商人并限制商人的司法和政治权利。”（注：（美）陈锦江：《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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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代历史背景下“商”的经济内涵之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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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地位、功能的转变这一问题，必须在近代的全球历史背景下来看待。其最根本的原因是现代性因素，即主动、充满活力而野心勃勃的现代“经济和”对一个被动、自我循环而惰性十足的传统农业社会的渗透和影响，以及后者对这一无可抵拒的历史潮流的适应过程的一个必然现象。布罗代尔曾这样解说他眼中的近代经济现实：
; 在产业革命前的经济中，依我之见，首要的义理就是当时那种仍然是初级的经济所蕴含的刻板、钝滞和艰涩，与一种现代化发展所引发的有限的、参与人数不多的、然而却活生生、强有力的运动共存共处。一边是村落中的农民，他们过着绝少与外界来往、几乎是完全自己自足的生活；另一边是正在伸展着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它们在蔓延，在一点一点地铸造着并且也已经预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总之，至少有两个天地，两种陌生的生活，而其各自的实体却又互成因果。（注：（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页。）
; 这在近代中国，亦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布罗代尔所言的这后一种运动、后一种生活、后一个天地，并不是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肌体中直接生长出来的，而是通过各种方式从外部世界移植进来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与现代工业社会两种相互对立的“物质生活”和经济体系相互争竞冲突的同时（在沿海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兴起并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的同时，内地则走向逐渐而无可挽回的衰败化；资本主义在兴起，而传统小农经济则在解体和破产中。就整体而言，在旧社会肌体衰朽、功能紊乱的同时，新的因素却仍然在种种内外困境中艰难挣扎着。不仅无法顺利接替旧机制的众多社会功能，相反，自身在严酷的内外中还在被扭曲），还有东的差距（东西文化优劣的百年争论，甚至至今又重新兴起），殖义侵略因素以及相伴而来的反抗斗争也混杂其中（如义和团运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近代中国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艰难和复杂。
; 在这种新的经济运动中，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商业革命相辅相成，成为新的国家经济的火车头。经济生活的变化、经济结构的重组，与诸种社会上层的变迁相激荡，构成了每个传统社会的现代历程。广义上而言的“商”，逐渐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一种代称。其经济内涵大大超越了古代的“商”观念，其社会内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代中国人已经明确认识到，古之“商务”，“不过日中为市，易事通工而止。……古人所谓商，商其所商，非今所谓商也。居今日而概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而语者矣。”（注：郑观应：《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592页。）
; 其实，近代商业的诸多运作与传统商业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异。首先是商品流通中的货物，已由剩余农副产品及小手工业产品为主，逐渐向近代工业产品过渡。其次，近代经济的复杂化和专业化，商业中出现了诸多传统经济中所没有的辅助性产业，如业、信托业、业等等；再次，近代商业的股份公司形式、新式簿记制度也在逐渐渗入传统商业运作之中，并导致后者发生内在变化。
; 另外，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倚靠的物质手段更是传统社会没有过的新的生产力。它需要的不仅仅是众多分散的小生产者的手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工业化的大生产方式。后者包括作为组织者的工业企业家、作为劳动者的雇佣工人、化的生产手段和科层化的车间组织等等。传统的“工”的概念远远无法容纳这些新兴事物（即使是它们的雏形），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的话语里，它们被一股脑地纳入所谓“商务”（有关商业的事务）和“商贾”的范畴内。
; 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工业社会时代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中不断生发成长。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接点上的中国人，一方面仍然脱不出传统经济社会中的“商”观念和思维模式。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新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基本上都被纳入了传统“商”的范畴中去认识和评估；另一方面，随着这些新因素的渗入，又必然导致传统“商”的经济内涵和阶层内涵的扩展，新的观念不断滋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