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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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些因素影响地区增长？我们可以看到，地区间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动、资本在各地区分布的差异、各地区的城市化程度、化程度，以及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差别等等，都可能成为影响因素。这些因素怎样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它们使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对于研究地区差距的成因和变动趋势至关重要。
　　地区间的资本流动
　　改革以前，地区间资本流动完全是一种计划行为，受中央政策分配。改革以来的这20多年间，资本流动一方面受分配资金和国家政策性资金分配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的引导。对外资而言，还受到地域性优惠政策的影响。财政体制、银策、市场条件、外资优惠政策等因素使得区域间资本流动呈现出复杂的格局。
　　1.固定资产在地区间的分布
　　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只相当于东部的45%，但西部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与本地区GDP 的比例）是22%，高于东、中部的18%.这提示当时投资是向西部倾斜的。这也基本反映改革以前投资的分布情况。在改革期间东部地区投资率迅速提高，超过了西部。只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实行西部大开发之后，西部投资率才又超过了东部，2002年更是达到了42%的高点（但规模只相当于东部的35%），可见投资在改革期间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是向东部倾斜的。这显然是导致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为了搞清导致区域间投资率差距的原因，以下将对区域间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动进行考察。这些计算受到数据准确度的影响，有的还需要借助于假设条件，误差是难以避免的。因此这里提供的只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2.对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的估计
　　这里我们对整个20世纪90年代国内跨地区资本流动总量进行估计。根据宏观原理，各省的资本净流入（流出）应当等于投资与储蓄之差。我们以各省（市、自治区）和非农业为权重计算了各省城乡居民储蓄率，并用它近似代表各省总储蓄率，从各省GDP 推算出各省储蓄总额。以各省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储蓄总额，再扣除误差分配，就是近似的跨地区国内资本流动额。再加上外资投入，就反映出各地区净流入（流出）资本的总量。
　　我们还采用另一种计算方法对上述结果进行验证。根据支出法GDP 核算，各省的GDP 可分解为最终消费C 、资本形成I 、货物与服务净出口X 三项（这里的“净出口”应理解为“净出省”）。假定初始阶段某省的跨省贸易是平衡的（但该假设会带来误差），那么X0，C+IGDP.当发生资本净流入而其他条件不变时，C+I ＞GDP ，X ＜0.此时资本形成中包含省外资本的流入，其值与X 相等，符号相反。此时用X 扣除对国外净出口后的负值可近似表示各省国内资本流入（或流出）的毛值。各省合计数不为0的部分为误差部分，进行分配和剔除后可近似得到各省国内资本流动净值。后一种方法的结果与前一结果有一定出入，但在总的资本流动方向上与前者相当一致，因此起到了互相验证的作用（结果从略）。按三个地区汇总的数据，两组结果关联显著，相关系数为0.841；OLS 回归的t 值为7.777，R20.708.根据以上结果（以第一种方法为准），东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国内资本净流出，多数年份有数百亿的规模，在2000年达到1200亿元。但加上规模巨大的外商投资，东部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多数年份超过2000亿元。中部每年有几百亿元的资本净流出。加上外资后，也没有改变流出的格局。西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后期突破了1000亿元（不包括外资）。加上外商投资，资本流动的格局变化不大，每年仅增加100多亿元。
　　3.资本流动的变动趋向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市场主导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通过民间渠道和资本市场渠道的资本流动）和政府主导的资本流动（财政资金，某种意义上也包括银行信贷资金）呈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者在利润引导下主要流向东部地区。这种流动改善了资本的配置效率，带动了经济增长，但也扩大了地区差距。外资优惠政策的地区差别也对资本投向有影响。这个差别如果长期保持下去，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相反，政府主导的财政转移支付主要着眼于缩小地区差距，并受到以前财政分配格局惯性的影响，较多地照顾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转移支付增加较快，使西部的投资率超过了东部，2002年达到了42%的历史高点。东西部地区的增长率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说明缩小地区差距主要不能依赖政府主导的资本转移。
　　至于银行信贷资金的分配，居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首先满足国有企业资金需求的模式，政策性贷款更是直接服从政府的政策目标，使银行贷款在20世纪90年代更多地向中部地区倾斜，也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西部。在过去，由于银行体系改革滞后，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并产生了大量不良信贷，银行资金在地区间的转移基本上无助于消除地区差距。在2000年已经出现了银行资金向东部转移的趋势。
　　由于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包括外资在内）超过了政府导向的资本流动，地区间资本流动的整体趋势是向东部地区倾斜。这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原因。而市场导向的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回报率的差别。
　　可以预见在不久的未来，上述资本流动格局将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首先是地区间资本边际收益差距缩小的趋势。根据蔡昉、王德文（2003）的计算，在改革初期（1978年），东西部资本的边际产值相差一倍以上，经过了20年东部地区的持续大量投资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已经使两者趋于接近。这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是必然趋势，它预示着资本在地区间的配置将逐渐趋于平衡，从而阻止地区差距的继续扩大。其次，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原来只给予一些东部地区的外资优惠政策已部分地扩大到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后者对外资的吸引力。第三，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和投资也在改善。上述变化有利于缩小投资回报率的地区差距，从而逐渐改变市场导向的资本一边倒地流向东部的局面。此外，政府资金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力度还将继续保持。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逐步得到遏制。
　　但是，实现上述转变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首先这取决于资本回报率的地区差别进一步缩小的速率，而后者又依赖于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和投资效率的提高。其次还取决于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例如今后银行体制的改革方向。一方面，银行商业化和贷款利率市场化可能继续引导资金向东部地区流动；另一方面，如果银行业能够逐步形成多元竞争的局面，将产生一批地方性中小机构，这将有利于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而减缓资金向东部地区的流动。两者都将有利于提高中长期经济效益，特别是后一个因素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
　　1.跨地区流动劳动力的规模
　　根据劳动和保障部和国家局在全国6万多农户抽样基础上进行的推算（见2002年报告，以下简称劳动部），截至2000年，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劳动力总数为1.1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3.6%.其中在城镇就业的占65.8%.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约为2825万人，其中90%来自中西部（中部56%，西部34%）；82%流向东部地区，而且主要是流向城镇。
　　最主要的劳动力流入地是广东，占全国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总数的一半。其他主要有浙江、上海、北京、福建、江苏。这6个省市加起来占跨省农民工的3/4.主要的劳动力流出地有四川、安徽、湖南、河南、江西、广西、重庆等；它们占了跨省流动劳动力来源的77%.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