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与生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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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佃农的生活状况
以上所涉及的，大都是有关自耕农在国家重赋之下的生产和生活状况。那么，佃农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又如何呢？王莽说：“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五也。”在王莽看来，西汉的自耕农与佃农所受的剥削，实际上并无二致。西汉以后，佃农所受剥削的程度，与自耕农也比较接近。据《晋书·傅玄传》，曹魏的屯田制，佃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显然，前者的四六分成，是以后者的五五分成为依据的；而这个五五分成，实际上就是地主与佃农分成的一般标准，即《汉书·食货志》所说：“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晋代的租佃分成，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据《隋书·食货志》，晋南渡之后，“诸王公贵人”的“佃客”，“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这个“量分”，就是五五分成。唐宋以下，租佃分成一般仍以五五开。唐人陆贽述及当时京畿地区的租佃分成时说：“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降及中等，租犹半之”。[1]2历宋、元、明、清，租佃五五分成仍然非常普遍。北宋苏洵论及地主将土地出租，而谓“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2]3南宋洪迈论及汉代“或耕豪民之田，见税十五”时，说自己家乡的租佃分成也是这样五五开的，叫作“主客分”。“火佃出力，以得其半”，[3]4是那时租佃分成之通例。元代，成宗时曾下令：“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減二分，永为定例。”[4]5顺帝时也曾下令：“民间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普減二分，永为定例。”[5]6由国家下令减免私租，或可收一时之效。一般而言，元代的租佃分成也还是五五开。赵汸《黟令周侯政绩記》谓该县某地，经盗匪反复破坏，“里无居人，田皆芜秽不治”；而周侯担心;“今兹艰食而田复不耕，則失业者无还期矣”，而命令“远近之民有能耕吾废田者，比秋成十分其入，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结果“不十日，境内荒田皆蒔矣”。[6]7“耕者取其六，田主收其四”之所以具有如此吸引力，原因就在低于通常的租佃五五分成。明朝租佃分成，一般也实行五五开。据林俊《查勘畿内田土疏》，明初“凡公侯驸马伯禄米，皆给官田，令量其原定官粮私租之数，仍主佃分数收取”。8此所谓“仍主佃分数”，就是按照习惯的五五分成。清代，租佃分成在官方文件中或就以“主佃各半”[7]8概而言之。;
可以认为，尽管实际的租佃分成亦或以四六或六四开，但五五分成在中国上的租佃关系中是具有历史的一贯性的。在这种租佃分成制之下，佃农的生活同样非常艰苦。董仲舒认为，汉代的自耕农与佃农，同样是“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8]1原因就在于国家和地主的剥削都太重。据《新唐书》卷153《段秀实传》记载：“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给与农，约熟归其半。是岁大旱，农告无入。令谌曰：“我知入，不知旱也。”此于唐代佃农所受剥削之重，亦可见其一斑。南宋时，佃农的生活同样非常艰难。陈元晋《田家谣》：“长年饭不足／背裂赤日中／忍饥不肯懒／辛苦求年丰／今秋幸一熟／天意亦惮穷／庶几债可了／或有余粟舂／团乐共妻子／糠粃一笑同／焚香答天赐／力作人何功／君不见前年三百青铜米一斗／又不见去年蕨根掘尽不充口／妻孥长恐不相守／敢拟如今苏息否。”[9]2元明两代，江南是最发达的地区，但江南佃户的日子也极为艰难。元人唐元《田家苦》曰：“嘉禾洒洒沟塍间／有如少壮矜容颜／黄金散漫堆场圃／几年无此逢秋雨／东家打稻西家闻／细听声中含太古／问君如何是古声／七月豳风始西土／人言田家乐／我言田家苦／春耕泥没膝／呼牛耳湿湿／禾长费周防／露草凭茵席／藜苋不充肠／憔悴见颜色／林寒向夕烟火微／主家扣户征租急／旧逋未了新逋积／倒甕倾罃无一粒／田父拊膺向天啼／瑟瑟秋风吹四壁。”[10]3明清之际的顾炎武论及江南私租之重有言：“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十九。其亩甚窄，而沟渠道路，皆并其税于田之中。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贵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11]4王问《田家行》，写的也是江南小农之家：“田家场圃筑过畦／大儿当家小儿嬉／刈稻上场隐茆屋／黄日下檐鸡啄粟／人言亩收八斛余／官禀私租未及输／乐岁家家犹自苦／今日江南不如古。”[12]5此诗不仅写了佃农，也写了自耕农。清人李光地的《农民苦行》诗也是这样，但不以江南为限：“四民最苦是农家／食无兼設衣无华／遇歉已伤熟亦病／坐视大贾居贏邪／不受公廛佃富室／场登早已來分瓜／天行十八无盈数／私租岂肯毫厘差／朝廷时有蠲优詔／农钱多不上官衙／或逢繇役富者免／追胥仍向农家檛／初春指亩贷升斗／桀强收息数倍赊／年丰未足填债负／仳离荒岁又何嗟／冲炎冒雨敢辞避／但恐乾溢及桑麻／粒食之艰自古志／豳風缀景正而葩／前代贤君识此意／治效輒得史臣夸。”[13]6而查慎行《悯农诗》则专写江南自耕农与佃农之苦：豳风本王业／稼穡知艰难／立政务明农／化理自古然／我从田间來／疾苦粗能言／请陈东南事／约略得其端／初冬下菽麦／深沟及春前／根株载培护／益使土力坚／麦黄未及秋／晩蚕又催眠／祈晴三四月／雨水翻連绵／针水分稻秧／襏襫行耨田／時方仰膏雨／杲杲恒當天／炎威一熏灼／泥淖同熬煎／委身沸汤中／辛苦少所便／好风槐柳下／欲往不暂闲／老稚亦靡宁／桔橰远吸川／或防雾损花／又恐蟲伤根／半年垅亩畔／力竭心亦殚／如此冀西成／食报理或存／但令亩一钟／岁事幸告竣／私租入富室／公税输县官／所余尚无几／未足偿勤拳／况逢水旱加／往往多颠连。”[14]7
从两汉到明清，佃农的生活状况，与自耕农大致可以等量齐观，国家和地主在争夺劳动力方面逐渐形成某种均势。这种均势的形成，与其各自都把对农民的剥削率维持在５０％左右有关。实际上，这也正是农民所能承受的极限。而这个极限的形成，则与“农桑”之外的粮食替代物的生产有关，否则农民将无以存活。
８、上述问题的提出及其相关意义
一直到清代“康乾盛世”，上述的情况总体上不仅没有改变，而且似乎还更为严重。且看乾隆元年所下达的一道皇帝诏书：“谕各省地方偶有水旱，蠲免钱粮旧例，被災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三，八分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雍正年间，我皇考特降谕旨，凡被災十分者免钱粮十分之七，九分者免十分之六，八分者免十分之四，七分者免十分之二，六分者免十分之一。实爱养黎元，轸恤民隐之至意也。朕思田禾被災五分，則收成仅得其半，输将国赋，未免艰难。所当推广皇仁，使被災较轻之地亩，亦得均霑恩泽。嗣后着将被災五分之处，亦准报災。地方官察勘明确，蠲免钱粮十分之一。永著为例。钦此。”[15]1粮食虽颗粒无收，仍须交纳原额的十分之三；至有一半的收成，就不予分毫减免。其中原因，就在于农民还有“桑枣”之收。而乾隆皇帝对“被灾五分”的农家，同样酌减其赋税，当然是格外开恩了。乾隆三十六年，皇帝东巡至山东，有诗云：“迤逦烟郊枣栗稠／小民生计自为谋／地方大吏来迎驾／先问潦乡安妥不。”[16]2皇帝的诗兴，简单而耐人寻味。只要枣栗都长得很好，皇帝就不必担心百姓饿肚子；所担心的只是百姓因灾荒无食而流离失所。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即便到了近代，上述情况也没有根本的改变。苑书义、董丛林二位先生所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一书中有关“小农家庭的经济状况”的讨论，根据乔启明对于1922至1925年间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和福建六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