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摘要：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方案，开启了贯穿国民党统治始终的国民营分野标准之争，也引发了思想界对现代化理论的思考与探索，并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模式、任务与方向等问题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见解。但国民党政府没有及时总结这些成果，并将其纳入决策与政策之中，导致了其战后经济重建的失败与上的迅速垮台。
;
关键词：国民党政权；国民营分野；经济现代化理论
;
On the Controversies Over th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the State-run and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Early Reflections for the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lan of China’ economy, which put forward by Sun Yat-sen in his repor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not only stirred up the controversies run through the Kuomintang regime over th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the state-run econom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economy, but also offered the opportunity to Chinese ideological circle to reflect the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nd bring forward some valuabl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is kind of modernization’s patterns, missions, ways and so on. But Kuomintang government’ delay in summarizing these ideological fruits and incorporating them into the policy-making resulted in the failure of its post-wa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rapid collapse of its political governance.
;
【Keywords】 Kuomintang regime, criterions of separating state-run and private economy, theories of Chin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
1921年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的中文版发表，该计划指出：“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务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1](第六卷，P253)这是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中国经济现代化道路过程中，首次对国营民营范围问题进行的政策性规范，也肇始了有关国民营事业分野问题的论争。随着国民党的执政尤其是抗战胜利前后国家资本的高度膨胀，论争日趋激烈，成为各界普遍关注与参与的一个问题，并一直持续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该项论争，以国民营分野的标准与方法为中心，探讨了经济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推动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早期发展。惜者因政权更替而中断的论争及其贡献，久为学术界所淡忘。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做一初步的概括与分析，谨以为引玉之砖。
;
一、模式：自由、统制与计划
;
国民营分野标准问题的论争，本质上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模式问题的争论。
美国家M.列维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历程划分为两大类即“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许纪霖等学者据此将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后发外生型”。[2]这一界定既可视为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特点的概括，反过来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追寻中国现代化理论尤其是经济现代化理论建构过程的最佳视角之一。换言之，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构建过程既是自身传统经济体制与经济政策的重塑过程，更重要的还是对发达国家发展模式的借鉴过程，而这种借鉴首先是从理论（或文本）的解读与不断修正开始的。
前述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中国实业开发模式，即是此种解读与修正的结果。他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的方案，蕴涵了多种发展理念。一方面，他承认私营经济的存在并强调保护和奖励其发展，认为“有许多事业，可由国家而有利，亦有必须竞争始克显其效能者”；又说：“盖凡百事业，公办不如私办之省时省费。私人之经营，往往并日兼程，冕之不足，继之以夜；官之经营，则往往刻时计日，六时办事，至七时则以为劳，一日可完，分作两日，而犹不足。故往往一种事业，有官办之十年不成，私办之五年可就者” [3](转引，p414)，还说：“对于各种矿业之经营，有为政府不能自办，当留为私人办之。譬如，私人经营者利益常丰，矿业亦如是也”[1](第六卷，p393)。这实质上是对自由竞争精神的一种肯定，也可视之为对西方古典理论的部分继承。另一方面，他又试图避开自由竞争理念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强调发达国家资本、发展国营经济，这是其划分国民营范围的基本思想。寓于其中的则是对革命以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思潮的吸取，如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一次大战前后各国的国有化思潮等。他曾说：“国家社会主义属于集产社会主义之中”，“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矿产、森林皆为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 [1](第二卷，p508-509)；中国“没有机器，不能和外国竞争，全国所用的货物，都是靠外国制造而来，所以利权总是外溢。我们要挽回这种利权，便要赶快用国家的力量来振兴工业”[1]（第九卷，p391）。也就是说，要重视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宏观调控作用。当然，设计出这样一种方案，还考虑到了中国现代经济起步的迟缓与民间资本的普遍贫乏。应该说这是在批判吸收先进国家发展经验并结合本土国情提出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种理想模式。但鉴于各种原因，孙中山并没有看到他的计划付诸实施，因而也未能在实践基础上进行修正完善，其国民营分野的标准也只是一个原则性的阐述，究竟何者宜国营，何者宜民营，以谁为主，他也没有进行详细具体的规划设计。
1927年国民党执政后，随着其政治统治的日趋稳固，国家对经济事业的也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后，此种大大增加。据，到1942年政府企业实缴资本额占国统区工业实缴资本总额的69.6%，以此为基础，国民党政府在一些传统的被视为国营领域的行业建立起垄断性地位，如水电业中政府投资占89.0%，冶金业占90.9%，机器制造业占73%，电器制造业87.6%，化学工业占75.1%；即使那些向来被视为民营范围的行业如食品、纺织、服装、等领域也渗透进大量国家资本，其中纺织业中国家资本占据了整个纺织业资本总额的48.3%。[4](战时建设（三），p676-678)此外，政府还在、通讯、、贸易等有关国民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投资经营。
此种趋势的出现，固然与国民党政府采取的贯彻孙中山发达国家资本理论、建立战时经济体制的政策有关，但也不能忽视孙中山逝世后尤其是三十年代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影响。1929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应对措施，如美国参照凯恩斯主义大力推行新政，德日两国则以法西斯主义为指导实行统制经济，苏联则根据社会主义理论建立起计划经济体制，并陆续脱离危机，获得恢复或发展。尤其是苏、德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迅速崛起，为同样处于发展困境的中国经济提供了一些新的可资借镜的版本。
早国民党政权成立之初，中国经济学界既己关注到法西斯主义问题。一位名叫吴声的学者曾经以《意大利的新经济建设》为题，以赞赏的口气介绍了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经济状况，并断言“它的经济建设方面的成绩及计划很可以做我们的借镜，供我们的参考，而且它在以党治国的政府制度之下，处处表现着它的新创精神，和革命建设的力量。” [5]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中国后，与法西斯主义紧密相关的统制经济理论更是备受中国各界推崇，学者名流们“都是提倡这种制度的”[6]，如巫宝三指出：欲使中国工业加速发展，及避免英美等国工业发达后的流弊，势非“实行以生存为单位的合理化的统制经济不可”[7](p86)；政府中坚分子们所撰写的经济著作中，“大都充满了‘统制经济’的名称”，如时任实业部长的陈公博不无炫耀的说：“我是现政府负责人的一员，而且是主张统制经济的”[9](陈序，p1)。至于苏联，自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10]，经过近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40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较1928年增加7.5倍，就中煤增加6倍，金属4倍，20倍，化学制品15倍；其工业产量增长率相当于英、德、法、美等传统工业强国最高增长纪录的四到五倍[11]，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12](p412)，以致世人“认为计划经济是经济建设的唯一途径”[13]。受此影响，中国朝野人士也对“计划经济”思想“心向往之”，对此，黄陵峻曾有较为深入地研究。[14] |
|
发表于 2018-7-14 15:37: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