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成效、历程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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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我国价格改革三十年的回顾发现，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之所以很难转变，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要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严重偏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形成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必须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深化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改革，使其价格能很好的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关键词：价格改革；资源；体制
　　
　　中国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推进价格改革是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的关键。价格改革同所有制改革一起，构成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中国改革开放不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指出：“价格是最有效的调节手段，合理的价格是保证国民经济活而不乱的重要条件，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上世纪80和90年代，价格改革一直走在各项改革前列，率先在实物产品和服务价格方面实现从政府定价到市场价格的转轨。进入新世纪，随着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加速，粗放式增长方式的弊端日益显露，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引起各方面关心和重视。因此，理顺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其价格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已成为当前最突出和最现实的经济问题。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改革已成为能否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回顾中国价格改革三十年的历程，总结其成功经验，并对今后改革攻坚进行展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价格改革的巨大成效
　　
　　中国价格改革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理顺价格关系，改变价格结构畸形状态。二是改革价格管理体制，从行政定价体制转变为市场定价体制。在这两方面改革中，后一方面改革是重点。因为中外实践表明，只有转变价格形成机制，实现从行政定价到市场定价转变，才能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在行政定价体制下，价格关系是不可能理顺的，即使一时调顺了，过不了多久又必然走向扭曲。
　　在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方面，中国实行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经过十多年努力，在商品零售总额、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由市场确定价格已占有较大比重。到2006年，上述三个方面的价格比重达92％以上。在服务收费方面，除重要的公共服务收费外，也已实行市场调节价。市场化价格改革对刺激商品生产和供给，搞活市场和经济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18种主要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24.8％，以后还多次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这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增速3％左右的水平。
　　二十世纪80年代放开价格的商品产量飞快增长，使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早在1978年8月，广东省广州市决定把沿袭20多年的蔬菜购销由国家定价改为购销双方在一定幅度内议价成交。蔬菜价格上扬吸引了四面八方菜源汇聚而来，菜源一年四季充足，几十个品种任人选择，起初一度急升的菜价逐步回落。到1984年11月1日，广州市蔬菜价格全部放开。两个月后，广州率先在全国放开猪肉价格。再过三个月又率先放开水产品价格。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鱼价放开之初塘鱼价涨至每公斤6元，但到广东全部取消水产品派购任务的1985年，广州塘鱼价已降为每公斤4元，成为全国鱼价最低也最早解决“吃鱼难”的大城市。
　　中国价格改革的最显著成效集中表现在从物资短缺凭证供应的卖方市场变为商品越来越丰富多彩的买方市场。中国长期是短缺经济，市场商品供应一直很紧张，常用凭票供应。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步改变。广州市二十世纪60～70年代票证最多时达118种(粮票、布票最重要)。随着改革开放后商品供应增加，票证一个个被取消。1982年还有48种票证，1983年减为21种，1984年减为6种，1988年还剩粮票、糖票两种，不久全部取消了。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发生于1997～1998年间。多年来，在商务部重点监测的六百多种重要商品中，供略大于求的约占2／3，供求平衡的占1／3多，只有个别商品有时供应较紧张。
　　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转轨，从根本上改善了价格结构，使比价差价趋于合理、价格信号比较准确。以初步确立市场价格体制的1997年同改革前夕的1978年相比，农产品收购价格上升425.4％，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上升194.8％，1997年农产品换工业品数量比1978年增加50％多，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缩小了。从农产品内部比价看，1997年与1978年相比，粮食收购价格总水平累计上升574.7％，比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上升率高149.3个百分点，说明粮食价格偏低的状况有所改善。从工业品内部比价看，1997年与1978年相比，采掘工业产品价格累计上升712％，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上升411％，加工业产品价格累计上升201％，说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加工工业品价格偏高、基础产品价格偏低的状况有了明显变化。实践表明，理顺价格关系，减少价格扭曲，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其中就有通过价格改革初步理顺价格关系的一份功劳。
　　改革开放以来，丰富和成功的改革实践，促成了规范价格行为的《价格法》于1998年5月1日起实施，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法规也在逐步制定和完善中，这使中国的价格改革和价格行为逐步纳入法治轨道。这也是价格体制趋于完善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中国价格改革的主要历程
　　
　　中国价格改革采取逐渐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总的说比较平稳、顺利。尽管有的经济学者曾建议一次放开价格的思路，但未被采纳。由于价格改革采取逐步推进的方针，不象原苏东等国家在向市场价格体制转轨中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的严重问题，而是能在保持物价大体稳定下推进价格改革。1978—2007年平均年物价上涨率(以CPI为代表)为5.7％，仍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尽管这中间也受到过两次中度通货膨胀的干扰和袭击，但由于治理及时，未形成大的灾难。这就有效地保证了三十年来改革、发展、稳定的相互促进，保证了三十年来没有一年经济是负增长(增速最低的1990年为3.8％)和人民收入、生活水平下降。当然，在价格改革过程中，也有不少困难，有小的曲折，有思想理论的交锋等。下面列举1979年以来，中国价格改革一些值得回味的重要事件或经历。
　　(一)1979～1984年以调整不合理价格体系为主，为此后较大规模放开价格创造了条件。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提价的有18种农产品，其中粮食、棉花超计划收购部分还加价50％，平均提价幅度达24.8％。提价刺激了农产品增产和农民收入增加，1979年农民由于农产品提价增加收益108亿元。
　　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国务院于1979年11月起，调整了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8类主要副食品的销售价格，提价总金额42亿元，提高幅度30％左右，并且给职工发放副食品价格补贴每人每月5元。同时，为稳定城市居民生活，对定量供应的粮食、食油的销售价格保持不变，增加了对经营部门的补贴。在这期间，对一些重要工业品价格也进行了调整。调高了煤炭、生铁、钢材等产品价格和交通运价，降低了农用薄膜、农用柴油、电子产品、农机产品的价格。调整了纺织品价格，主要是1981年11月和1983年初两次调整了涤绵布和纯棉布的比价，大幅度降低了涤棉布的价格，适当提高纯棉布价格，涤绵布和纯棉布比价从3：1调整为1.4：1。
　　需要指出，改革初期，党和政府采取一系列调价措施，如，大幅度提高粮食等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民增产农产品并取得成效，有的同志据此认为，靠政府调整价格也能理顺价格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还推荐测算影子价格，有的经济学家夸大影子价格的作用，企图通过采用决策价格体系来理顺价格关系。与此不同，许多经济学家主张让价格在市场交换中形成，并以市场价格体制作为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调整价格和影子价格、浮动价格等只能作为过渡形式加以利用。他们认为，由于改革之初价格结构严重扭曲，因此在改革初期，为避免一下子全面放开价格带来利益关系的剧烈变动和增强价格改革的可控性，需要采取调整价格的办法，参考影子价格及利用浮动价格等，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要看到，调整价格有其固有的缺陷，调价可能使一时的价格关系顺一些，但因为没有改变价格形成机制，过不了多久，由于供求关系等因素变化，原来比较顺的价格关系又不顺了，出现新的扭曲。所以，单靠调整价格是永远理不顺价格关系的。只有实现价格形成机制的转换，即放开价格由市场调节，建立市场价格体制，才能从机制上保证理顺价格关系，保证形成比较合理的价格结构。
　　(二)1985—1988年消费品价格逐步放开。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当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收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除此以外，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要逐步取消派购。这样，就把多年对粮油实行的统购价加超购加价这两种国家定价模式，改为国家定价和市场价并存。
　　在工业品方面，从1982年起，陆续放开了小商品价格，第一批为6类型160种，第二批放开8类350种。1984年10月进一步规定：除各级政府必须管理的少数品种外，放开小商品价格。1986年，全部放开了小商品价格，并放开了自行车、收录机、电冰箱、洗衣机、黑白电视机、中长纤维布和80支以上棉纱制品的价格，扩大了消费品市场调节价范围。
　　由于逐步放开工农业消费品价格，因此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比重相应地逐步提高，到1990年已超过一半。据原国家物价局计算，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1978年，国家定价占97％，市场调节只占3％；到1984年，国家定价占73.5％，国家指导价占10.5％，市场调节价占16％；到1990年，国家定价占29％，国家指导价占17.2％，市场调节价占53％。
　　(三)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未成。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逐步建立起有计划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的任务，1988年中央领导人一再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都要求深化价格改革，理顺价格关系。1988年5月，邓小平提出要过价格改革关的任务，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斩更多的‘将’。过一关很不容易，要担很大风险。……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接着，中央有关部门研究讨论价格改革“闯关”方案。
　　1988年8月15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1988年8月19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关于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的公报。公报说，会议认为，价格改革的总方向是：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按照转换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实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要求，根据各方面的条件和现实的可能，今后五年左右的时间，价格改革的目标是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即解决对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有严重影响、突出不合理的问题。公报发表后，由于老百姓已存在通货膨胀预期，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挤提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88年8月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38.6％。这次抢购风潮的特点是：来势凶猛，波及面大，抢购风自8月中旬在少数地区掀起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大部分城市和一部分农村；持续时间长，抢购商品范围广、数量大，如，洗衣机销售增长1.3倍，电视机增长56％，电冰箱增长82.8％；参加抢购者遍及社会各阶层。据估计，这次商品抢购风潮抢购了约60亿元商品。受抢购影响，8月份居民提取储蓄存款389.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倍，大大超出储蓄存款增长70.3％的幅度。8月末，银行储蓄存款金额比7月末减少26亿多元。与此同时，物价上涨加快，当年前三个季度全国物价指数上升16％。针对上述情况，9月26至30日，中共中央举行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从而稳定经济和市场。在这之前，8月30日，国务院明确宣布此后四个月国务院没有新的调价措施出台，所以原定的价格改革方案推迟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