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系统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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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系统的经济学?这是至今仍有待探索的问题，可以称作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李约瑟之谜”。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原因。此外，还提出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学的猜想。
　　[关键词]近代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学
　　
　　一、近代以前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系统的经济学
　　
　　近年来，笔者在学习中外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说史时，常常被一个问题困扰，为何在近代之前没有出现过系统的经济学?后来读赵凌云教授的大作《富国裕民的梦寻——经济学的进化与当代图景》，在书中他有一节论述了“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出现过系统的经济学”解答了笔者心中部分的疑问，但仍有不满足之感，于是笔者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探寻。
　　中外学术界一般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科学是产生于18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其先驱者为威廉·配弟和弗朗斯瓦·魁奈等人，但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革命，并创立了整个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是亚当·斯密，其代表作是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这时候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并开始着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所以，《国富论》是以英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的。《国富论》的理论体系，如果从现代经济学所应具有的范式和分析框架来评价，是有重大缺陷的。这就是全书缺乏一个紧密的、贯彻始终的逻辑结构。因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与零散的经济知识与经验的重大区别，在于它理论的体系性。而所谓体系性，无非就是指有一个逻辑结构而已。这个逻辑结构，往往以一个或若干个公认的假设(公理)为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演绎推理，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这样，该学科有关的知识就不再是零散地存在着，而是由这一个结构统一整合起来，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互相联系，互相支持。现代经济学的假设，首先是经济人假设。著名经济学家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一文中说：“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基本组成部分是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作出假设。这个假设至关重要，是经济学的根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又说：“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而又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即人主要追求自己的利益。‘人是自利的’这一人类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许就不会有经济学。因为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最有效地满足人们无限欲望的学问，而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只要有一个人是自利的，并且他的物欲是无穷的，就不可能实现按需分配，就需要解决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满足需要的问题，也就需要经济学。”《国富论》在好几个地方系统分析了“经济人”假设，并把这充满利己主义精神的经济人，作为分析经济问题的基本前提，但亚当·斯密并没有在此基础上展开演绎推理并贯彻始终，缺乏一个内在逻辑，因而《国富论》是有逻辑缺陷的。
　　虽然如此，《国富论》呈现出来的丰富内容及其分析框架，还是使人相信它达到了那个时代经济学的最高水平，标志着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第一，全书系统地论述了国民财富增进或减少的因素、条件和途径，从而建立起一个富国裕民的古典经济学体系。第二，亚当·斯密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经济生活看成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过程。第三，亚当·斯密是经济学比较系统地运用“经济人”这个假设的第一人，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成是“经济人”活动的结果，市场经济在经济人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过程中，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即受到“自然规律”的引导。这一理论构成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亚当·斯密曾经努力地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探索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生理结构。第五，亚当·斯密所建立的这个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对后世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马克思主义三个理论来源之一。
　　但是，如果我们反观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无论是与亚当·斯密同时代的经济思想及以后的经济思想，都没有达到《国富论》的水平。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公元前七世纪春秋时代的《管子》，反映了汉代桑弘羊和桓宽经济思想的《盐铁论》，以及被看作是有一定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司马迁的《史论·货殖列传》，乃至明清时期的叶适、李贽、唐甄、洪亮吉、包世臣等人的著作，他们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为许多零散的，互不联系的观念、范畴和原理，表现为一些直观的、仅凭经验获取的常识和陈述，远远没有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所以也就没有“中国经济学”。为什么中国近代以前没有出现系统的经济学呢?笔者以为，大约有四个方面原因：
　　第一，综观近代以前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应该说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举凡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发生的一切经济问题，如中国的土地制度、财政税赋制度、义和利之间的关系、农业与商业之间的本末关系，等等，可以说基本上都被历代经济思想家们议论到了、涉足过了，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甚至在义、利关系的争论中，有些思想家认为，人具有自利的本性，会自然地追求自身的利欲，因而接触到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理性的经济人”。但他们始终没有将这些经济思想演绎成一个有内在逻辑的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通过经济现象探索其背后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家们所具有的传统思维方式存在缺陷：第一是直觉非逻辑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对客观经济现象的认识主要停留在经验性、直观性与表面性上。即主要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尽管它有时也经过一定的分析和归纳，经过初步的抽象，形成了一些概念，如价格、价值、财富、分工、交换、货币、赋税等等，但它并未能依据一定的逻辑模式、运用一定的逻辑形式和逻辑方法、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按照一定的逻辑秩序通过更高层次的思维抽象，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第二是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农耕生活中造就了中国人的务实的思维倾向，由此形成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思维习惯。与此相应，遂产生了一种“重现世而轻彼岸”的思维倾向，它始终把眼光投注于切实的此岸功利上，而忽略对超经验的自然规律的纯科学玄想。它满足于认识客观事物“是什么”，而懒于追求“为什么”，因而它无法从根本上超越人际的经验的界限而进入抽象思辨的领域，更无法企及一个超越经验的又从抽象回到具体的世界，从理论上把握对象。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但窒息了零散的经济思维发展成为经济学，而且也对其他学科产生了致命的影响，使中国古代的应用技术相对发达而缺乏基础理论作为支柱，因而无法向抽象的科学理论提升。比如中国第一部数学专著《九章算术》，就汇集了汉以前的实用算术知识，它包括日常生活所必需的计算、国家财政计算——谷物及物品的交换、物价、利息、搬运、租税、交税等和木工工程中所需的计算知识，但中国缺乏数学理论以及与数量无关的纯粹依靠公理和公式作为讨论基础来进行证明的几何学。又如天文学，因为它服务于农业生产、历法制定，尤其满足封建帝王对天意的测定，服务于占星术、巫术而早早地发达起来，但中国传统天文学并不对天体结构本身感兴趣，没有产生能够解释天体运行的规律、结构的天文学。总之，在中国，有指南针而无磁力学，有火药和炼丹术而无化学，有都江堰这样天才的水利工程而无水利学，有名家而无逻辑学，有辞章而无语法学，生物分类也基本上囿于实用的本草学范围，生物学知识几乎完全陷于农学和医学之中，有天工开物之物质利用之学而无物理学，等等。
　　第二，一门科学在历史上某个时期诞生，都是经历过此前几代甚至十几代科学家和思想家们共同努力，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和建立的。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这说明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科学发展的学术传统。中国近代以前的经济思想家人物众多，他们的各种思想观点、见解、理论散见于遗留下来的各种典籍文献，非常丰富，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鲜有成体系者。科学就是系统化的知识。知识缺乏系统性，自然成不了科学，也自然形成不了“学派”，无法形成一个可以传承的学术传统。加上上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直观性和非逻辑的缺陷，这个缺陷使各种思想见解和理论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和模糊性。它很难将个别的经验及思维成果通过逻辑思维方式总结为清晰的知识体系，因而很难得到准确的传播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认识，给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传授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思想中尽管不乏有价值的成果，但始终没有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将这些思想成果传承和发扬光大，形成系统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