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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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是非常密切的，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果木、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和出口贸易的崛起，还是两湖等地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以及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开发等等，无不与江南经济密切相关。江南在同各区域的经济交流中，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了各地的商品经济活跃，体现了江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密切的互动关系及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
【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明清/江南/经济交流/影响

明清时期，随着各地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及对外交流的逐渐增多，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明清江南地区丝、棉专业种植区的出现，商品流通的繁荣，大量工商业市镇的崛起，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等等，与这一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这也使得江南经济得以和闽粤、湖广及华北、西北、东北等不同地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江南与其他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格局是，江南地区输出棉花、生丝、丝棉纺织品等农业、手工业品，从其它地区输入粮食、果品、肥料、颜料、木材等农林产品。在这总体经济交流格局大致类似的背后，江南与不同经济区域间的市场联系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其它区域经济交流中所体现的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突出的特殊性，进而探讨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及江南经济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
　　　　一、江南与闽粤地区——建筑于地区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交流
明代，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福建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蚕桑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其丝织业的需求。明时，广东所出的粤缎、粤纱、福建泉州的倭缎、漳州府的漳纱、漳缎等享誉海内外，其所用蚕丝原料则多来自于江南地区。粤纱虽“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蚕丝，方得光华不退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漳缎“丝则取诸浙西，苎则取之江右，棉则取之上海”（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50“泉州府风俗考”；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八，纪遗上。）。每年闽粤客商都要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丝，“（乾隆时）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注：陈学文：《湖州府经济史料类纂》，第63页。）。
福建地区曾是中国棉花种植推广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其所产并不能满足其纺织所需。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均有大量棉花南运。太仓州鹤王镇所产木棉尤为客商看重。“木棉产鹤王市者，尤柔韧而加白，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里外即无。闽广人贩归，题市必曰‘太仓鹤王镇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远商海舶捆载而去，民以殷富”（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
江南地区大量生丝、棉花的输入，推动了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纺织所需有了原料的保证。这里，江南丝、棉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已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互补的性质，而是建之于江南及闽粤两地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是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在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大量南运的同时，江南地区质地精良的丝棉纺织品等生活资料也大量南运闽粤地区。明清闽粤地区的丝棉纺织品的消费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江南地区。“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上海法华乡所产紫花布“专行闽省，本色者各省行之”（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江苏太仓州双凤乡所产“赤沙塘布纫而密”，为闽粤商贾竞贩（注：[清]佚名：《双凤乡》（抄本），“土产”，引乾隆《支溪小志》；按今赤沙塘属常熟支塘镇。）。福建连江县直到民国年间的新兴机织布兴起前，百姓衣着用布主要来自江南“苏布”。
江南地区大量的生丝及丝织品，也成为明清广州转口外贸的重要货物来源，这对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外贸为导向的经济的崛起意义重大。清前期，每年从广州出口的商品中，茶叶、生丝及丝织品占广州口岸出口商品总值的60-80％（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4-255页。），其中的丝与丝织品主要产自江浙地区。江南丝织品的大量供应极大地支持了广东对外贸易的发展，同时，广东地区外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的繁荣。这种区域市场流通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具有独特的意义。
与此同时，闽粤地区大宗的手工业产品和农副业产品也有不少进入江南市场。“凡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注：王世懋：《闽部疏》。）。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后，江浙沿海海运贸易趋向繁荣，其商船所贩运货物种类之多，体现了区域市场交流的不断深入。浙江平湖县的乍浦港，“自闽、广来者则有松、杉、楠、靛青、兰、茉莉、桔、柚、佛手、柑、龙眼、荔枝、橄榄、糖，自浙东来者则有竹、木炭、铁、鱼、盐”，出港物品以布匹、丝绸为大宗（注：乾隆《乍浦志》卷一，城市。）。
江南与闽粤地区频繁的商品流通，刺激了闽粤地区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其经济作物种植大面积增加，也使这些地区出现了米粮供应不足、需仰赖他省的现象。当时江南地区粮食市场上，便有相当一部分输入闽粤地区，以供其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生活之需。“数十年来，大都湖广之米，辏集于苏郡之枫桥。而枫桥之米，间由上海、乍浦以往福建。故岁虽频浸，而米价不腾”（注：[清]蔡世远：《与浙江黄抚军请开米禁书》，载《清经世文编》卷四十四。）。江南粮食市场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粮食供应。
总体而言，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是建之于地区分工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交流，其表现为江南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对广东丝棉纺织业的支持；福建蓝靛等染料对江南染织业的供给；江南丝棉纺织品与闽粤果品、糖霜等农产品的相互交流以及江南粮食市场上大量商品粮的输入，对闽粤地区以果木、烟草及蚕桑业为主的农业商品化发展的支持等方面。清政府广州独口通商政策曾一度带来了广东地区外贸发展的高潮，江南丝棉织品的大量南运供应成为广东对外贸易发展的强有力后盾，同时，广东外贸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刺激了江南丝棉纺织业的繁荣。这种区域市场流通功能的进一步延伸，在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尤具有独特的意义。
　二、江南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联系——全国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
明代，长江中上游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以至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
在江南与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商品贸易中，米粮输入占据相当成份。一般而言，若非大灾歉收之年，明代江南地区尚不需要大规模的外粮输入，通过江南地区内部的区域调剂，能够基本保证本区粮食所需（注：参阅张海英《清代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及其商品粮流向》，载《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6期。）。从方志及大量的清代奏折记载来看，大规模的米粮输入江南地区，主要是在清代。米粮供应区主要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安徽、江西、两湖及四川地区，其中尤以两湖地区为多。沿江东下之米，大多聚集苏郡的枫桥，再由此转销上海、福建。苏州的枫桥成为当时江南地区最大的米粮转运中心。从李煦奏折中可以看出，清代江南地区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上游地区输入江南地区米粮的早晚或多寡，直接影响着江南地区的米价波动（注：《李煦奏折》第42、122、203页。），“来船稍阻，入市稍稀，则人情惶惶，米价顿长数倍”（注：《清穆宗实录》卷三一四、卷五七。）。而且，江南地区对外来粮食的这种依赖一直延续到清后期，“江苏省各府县产米不敷民食，向赖湖广等省商贾贩运”（注：《清穆宗实录》卷三一四、卷五七。）。
长江中上游地区米粮的大量输入，既对江南地区粮食市场的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又使江南丝棉纺织品农户的粮食来源有了保证，促进了江南地区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江南地区大量的丝棉纺织品也因此而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清代，汉口市场上诸种高级棉织品如毛蓝、京青、洋青等多来自苏州和松江地区；丝织品种如贡缎、广缎、洋缎、羽毛缎等，多来自南京、苏杭、湖州等地。乾嘉年间，汉口镇内的江南及宁波帮约60-70家，交易货物以棉花、海产物、米、帽子、绸缎为主，年交易额约3000-3500万两，占总交易额（14950-16000万两）的21.88％-23.41％，与在汉口的潮帮、广东帮及香港帮（年交易额为3500万两）并驾齐驱（注：据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数据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9页。）。江南商品在两湖地区市场的影响可见一斑。
大规模的米粮流通，也带来了两湖地区商品市场的繁荣。以汉口而言，汉口作为当时内地货物之一大集散市场，各种生业，无不可行。俗称“八大行”者为其中最盛之商业，年交易额达9670-10070万两。其中粮、棉、油三项交易几近占总交易额的70％（注：据吴量恺《清代经济史研究》数据统计，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0、89页。）。清代汉口的繁荣与其数量庞大的粮食运转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在两湖地区输往江南的商品中，除大宗的粮食外，还有大量的木竹。清代，江南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造船业、造纸业、刻书及木器家具等也堪称一流。同时大量市镇的兴起而带动的建筑行业的大规模发展、以及绵长的海岸线上海塘的修筑等等，都需要大量的木竹。而江南地区内部所产木竹远远不能供其所需，每年都要从福建、贵州、江西及至长江中上游地区输入大量的木竹，形成了一个需要量相当可观的木竹市场（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载《江汉论坛》2002年第1期。）。
清代江南与长江中上游两湖等地大规模的粮食、丝棉织品及木竹等大宗商品的流通，反映了同时期全国性商品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其对两地的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江南地区而言，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江南丝棉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粮食的各类生产资料性消费，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与此同时，它也丰富活跃了江南地区的粮食市场。必须看到，沿江而下的大量商品粮，并非全部由江南地区内部消费，还有相当部分藉此中转沿运河北上山东、直隶地区，或南运福建等地。粮食市场的活跃推动了江南与闽粤、华北等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加强了国内市场的联系，促进了各不同经济区区域性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对上游地区特别是两湖地区来说，大量商品粮的输出，也同样刺激了该地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清代两湖米价始终保持平稳趋势，使得长江中下游之间的粮食、商品流通得以维持和加强。江南地区做为两湖地区商品粮的长期固定的消费大户，其市场流入量占两湖粮食外流总量的3/4有余，这对促进两湖地区以稻米为主的商品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商品粮输出基地，功不可没。
另外，在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交流中，清代两湖地区纺织业的兴起与发展，对江南棉布传统市场的影响值得关注。从方志资料来看，两湖棉布主要销向是西北秦晋、西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及东部闽西、赣南地区。这一销售格局对江南地区棉纺业的影响则是，直接扼制了江南棉布在中西部市场的销售空间。笔者曾撰文指出，虽然从明代开始，江南地区就成为全国主要的棉纺织品生产基地，但始终缺少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发展为后盾，其产品缺乏为其自身开拓市场的能力，在生产效率上并无太大的优势可言，再加上长途贩运的费用，其产品在同外省区产品的竞争中，并无绝对的取胜把握。因此，清代江南棉布在远距离区域市场的销售额急剧下跌。在全国其他地区棉纺业相继兴起的情况下，江南棉布难以继续保持其空间范围的市场优势（注：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地区棉布市场分析》，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1期。）。清代，华北等棉纺业的兴起已使江南棉布失去了大部分的北方市场，而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发展则使江南棉布在中部、西南地区的市场上受到排斥。但对两湖地区而言，它反映了该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也使得该地区的总体经济势力随之提高。这对江南经济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机遇。随着清代全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江南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