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外资依赖症”的原因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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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中文版出版之前，国内有些刊物对这本书已经有一些介绍。我所了解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2003年1月27日出版的《瞭望》周刊。文章是这样介绍我的观点的（2003年我还在哈佛执教）：
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黄亚生正在研究导致中国大量引入外资的原因。黄先生得出令人惊诧的结论之一是：外国对中国投资有时是不合适的，它们往往以中国国内企业的损失为代价，这也是中国试图支持国内经济领域中效率最低部门的直接结果。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外国投资实际有助于巩固一种对国内公司不利的体制。更有评论说，外资的积极引进导致了如下一种经济的"温布尔登化"现象：虽然提供了场地，但是积极利用的却都是外国人。据统计，中国的出口额2000年为250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占50%；在当年的税收中，来自外资的税收占近20%.可以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外资依赖症".
在此之后，国内好几家出版物都把所谓"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归咎于我的研究。"外资挤出内资"的观点又近一步引发了两场讨论。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外资依赖症"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者说中国引进的FDI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显得那么突出，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在此方面都超过了中国。这些国家的外资对内资的比例都比中国的高。另外一场讨论是由我同印裔教授韩太云于2003年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所引发的。国内很多评论者认为中国的问题是过分依赖外资，而印度的希望来自于它对外资的限制。
我在本文对下面四个问题作一个尽可能清楚而简洁的说明：1）中国有没有"外资依赖症"？2）如果有"外资依赖症"，造成它的原因是什么？3）印度的优势是不是来自于它外资的贫乏？4）中国的"外资依赖症"有没有成本？在这本书中我对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有很详细的分析。对第三和第四个问题有所论述但没有展开讨论。我在这里作一点补充。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我在本书中讲的"外资依赖症"不是指外资对内资的简单比例，而是指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国外经济学研究表明，在任何地区，任何行业，民营企业都比国营企业有效率，更有竞争能力。有效率的内资指的是民营企业的投资。在中国，民营企业的投资只占国内总投资的很小一部分。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摘要》，2003年私营和个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563亿人民币，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13.7%.同年，外国直接投资是4441.3亿人民币，也就是说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587（4441.3亿元除以7563亿元）。
当然，有的读者会指出中国对私营经济统计不全，有很多集体企业也属私营的性质。2003年集体经济固定资产投资是7806.9亿元。如果把中国的私营企业定义人为地夸大而把所有的集体企业都算作私营企业，中国的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的比例是0.29.用这个办法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外资依赖的上限和下限。0.29是下限，而0.58是上限。真实的数字应是在两个数字之间。
现在我们再来评论"中国引进的FDI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而言不如很多国家"这一命题。英国、德国、巴西、墨西哥、爱尔兰虽在外资/内资的总比例上超过了中国，但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国家是私有或者是大部分是私有的经济。它们所有的内资都是由私营企业进行的，这和我们中国直到今天为止大部分投资是由国营企业完成的情况是不同的。国营企业投资是不计成本的，所以它们是过度投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如果有大量的国营企业存在，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会自然地显得很低。
更准确的比较方式，应该是把中国的外资/私营企业投资的比例和其他国家相比。胡祖六先生在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三大问题》的文章中提供了14个国家和地区的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2002年的数据。如果把中国外资对有效率的内资比例定位成0.29，和这14个国家比，只有三个国家FDI/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比中国高：新加坡（0.34），荷兰（0.33），和爱尔兰（0.71）。如果我们用0.58这个比例，那只有爱尔兰一家比中国高了。
要注意新加坡、荷兰、和爱尔兰是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而它们是很小的国家，很容易依赖外资。（比如说在新加坡办两家航空公司，肯定有一家必然是外资企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外资依赖度已经和世界上公认的外资依赖国相接近了。这对一个大陆经济形体，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来讲是非常反常的。一般来讲，大的国家相对独立，较少依赖外资。比如在1990年代，美国FDI/内资的百分比只是6.2％，虽然流向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绝对数额比中国大。加拿大是8.3％；巴西是5％。中国的FDI/内资的比例超出东亚经济的好几倍。
1990年代，南韩的这个比例是1.1％；台湾省是2.8％。
顺便说一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赖度也达到惊人的高度。2004年中国的外贸/GDP的比例高达0.70.作为比较，美国在90年代的外贸额相当于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0.日本的比例是0.25.虽然美国和日本是全方位开放的经济，它们对外贸的依存的程度远远小于中国。
「"外资依赖症"的形成」
正确地分析中国为什么会有外资依赖症非常重要。
错误的分析会得出错误的政策结论。有些国内学者建议政府去限制外资以保护所谓"民族企业"，这种观点非常错误。我在本书第一章表1.2说明中国的对外投资政策在国际视角下一点不自由。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换句话讲，中国外资/有效率的内资比例过高是分母的问题，不是分子的问题。中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滞后人为地给外国企业造成了商业空间，导致外资的大规模的进入。这就是我对1990年代外资在中国的分析。
我在本文后面和本书中会对这一分析再作详细的解释。在这里我想对两个问题进行一点说明。第一，我完全不同意"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中国的民营企业根本不是外资企业挤出的，而是由中国自己非常不合理的经济制度挤出的。1970年代我们一分钱外资都没有，但那时哪有什么民营企业？事实正好相反。
1990年代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各种阻碍下反而是外资使民营企业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基金。我在本书第四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分析。外资对中国劳力密集产业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但它的最重要的贡献是外资起了一个给民营企业家提供风险基金的作用，而不是一般分析说外资带来出口市场。1990年代中国幸亏引入了外资。来自香港、台湾和澳门流入中国劳力密集产业的外资种某程度上是代替了中国极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国内评论说我是"外资挤出内资"这种说法的始作踊者是不正确的。
第二个问题是要认清楚经济发展和外资进入的关系。很多评论者经常讲中国经济高速度增长使外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前景看好，所以外国直接投资大规模地增加。这种观点不全面。经济高速度增长可以导致外国投资在中国的绝对数额的增加，但不会导致中国对外资的依赖的增加。（绝对数额的增加指的是外资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比如1990年，中国吸引了34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而2003年中国吸引了535多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外资的依赖指的是外资/内资的比例。）
原因很简单。如果中国市场对外国企业有吸引力的话，那么它同时也应对中国企业有吸引力，所以中国企业也会相应增加投资。如果外国和中国企业同时增加投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总投资比例应该不变，或者变化不大。中国在1990年代对外资依赖度增加并接近一些小国的水平说明中国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因为制度的限制无法加大投资。
中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宏观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微观经济表现差强人意。比如中国的GDP年增长在过去15年一直保持在8%以上，但中国的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在2000年以后一直是负的。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中国企业竞争能力这么弱。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实际上具有很多形成企业竞争优势的条件。中国的人力资源相当雄厚，科技人员的总数、教育普及率不但超过很多发展中国家，而且也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也具有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认为培养企业竞争优势的一些重要条件。比如巨大和多样性的国内市场，很多生产要素可以自给自足。中国也并不缺少资金，虽然中国人均收入不高，但中国的储蓄率是除新加坡之外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每年都在大规模地出口资金。
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制。而所谓经济体制的问题就是国有体制的问题。经济体制的不合理和扭曲的资源分配制度造成了中国企业整体竞争能力低下。
我在这本书里着重谈到三个方面。第一，虽然民营企业比国营企业有效率，但民营企业没有资金是形不成竞争能力的。从1980年代初开始，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不但经历了经济全球化而更重要的是经济民营化。但在中国，从银行贷款、外汇供应、到商业机会的分配，政治和法律方面的支持都是倾向于效率低下的国营企业。直到几年以前，民营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不能进入所谓战略性的、高营利行业。比如，1990年代，私营企业要想进入电子、机械、汽车这样的行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限制。而像金融、电信服务、能源这样的行业在2005年以前私营企业根本不可能进入。银行贷款更是大规模地向国营企业倾斜。私营企业虽然更有效率却面临着资金匮乏。
国营企业的资源富裕和私营企业资源匮乏同时成为1990年代推动外资的微观因素。本书的第四和第五章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论述。国营企业依赖政策支持购买了大量机器和设备，有的是相当先进的，积累了大量的资产。有相当一部分国营企业在80年代都是政府重点支持的对象。这些企业进口了相当数量的、有时是全套设备。相当一部分企业和外国公司有技术合作项目，掌握着当时在中国属于先进的技术。但因为国营企业经营没有效率，亏损严重，国营企业变成了收购对象。我们知道，当一个企业具有较好的资产但经营不良的话，这个企业就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收购对象。但是很长一个时期，如果民营企业收购国营企业，就是私有化，是不容许的。而如果是一家外资企业进行收购，则被认为是"吸引外资"，是"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各级政府不但容许而且给予大量的补贴。
我在本书第五章解释了在1990年代，外国公司和国营企业建立的很多合资企业实际上是外国公司对国营企业资产的收购，根本不是我们讲的一般性的合资。
一般性的合资是两家企业合同出资去开发一种母公司不生产的新的产品，而在中国的和国营企业合资实际上使中国的母公司名存实亡。这些合资的国营企业通过合资变成类似于金融机构型的企业，而已不是进行实业的公司了。这类的企业往往大部分的收益是来自于投资收益，而不是营业收益。
对于资金匮乏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外资则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资金。这就是为什么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都欢迎外资，但它们欢迎外资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国营企业是有资产无能力，合资成为其掌握的大量但被无效地利用的资产变现手段。民营企业是有能力无资产，外资便成了它们获得资金的少数渠道之一。
我在本书第三章把民营企业和外资的结合比作一种风险投资。所谓风险投资是股本投资，它的发生是因为银行不愿贷款风险高的企业。在一个市场经济，这类企业往往是生产未被市场检验的新产品或技术。
在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没有什么产品或技术上的风险，但在中国的体制下它们具有政治风险。这种对民营企业家的歧视人为地给外商创造了投资机会。在美国，风险投资家具有很高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他们不需要和银行竞争。他们控股的要求往往会被满足，因为企业无法获得其他资金。在中国，因为银行不向民营企业贷款，使得香港和台湾很小型的企业也能在大陆投资控股。
中国经济体制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是地方保护主义。国内对地方保护主义有很多研究，我在这里不重复了。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提高了外商的讨价还价能力。因为国内企业只能在它们所处的地区选择投资项目，所以它们往往不能选择最优的项目进行投资。而外国企业不受这个限制，它们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投资项目。我在本书第六章分析了为什么像中策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全国各地进行投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中国资本市场地区割据。第二，地方保护主义相当程度上是由国营体制造成的。"分权让利"是国有体制大前提下提高企业效率的少数手段之一，而"分权让利"又是造成地方保护主义重要原因。换句话讲，如果能改变国有体制，我们就不需要用"分权让利"来提高企业效率，就会减轻地方保护主义。
「印度的外资问题」
我从2000年起就开始注意印度。当时我在哈佛任教要写案例。我选了医药产业这个题目。我一开始就注意到印度的医药产业主要是由它的本土私营企业带动的。这和中国以国营和外资企业为主的发展模式截然不同。印度在医药产业方面的成功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我们不能将印度企业在医药行业的成功单纯地归因为语言因素。虽然印度具有英语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医药行业并不像软件行业那么重要。因此，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远远不是文化和语言的差异能解释的。
我在本书中也简短地提到了印度的发展模式，主要是突出它能造就一批杰出的本土公司的业绩。2001年11月我在Project Syndicate 首次提出这一个命题：和印度相比，中国经济起飞了但中国的企业却没有起飞。国内对中印比较的兴趣发生在2003年末。2003年11月中国官方网站发表了我同印裔教授韩太云合写的、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中译文。之后多家刊物又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讨论。（必须指出的是很多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