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结构与制度视角解释中国汇率政策和外部经济失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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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中国通过结构性通胀与升值使价格水平上升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总体看，中国的价格水平还远远低于美国，但也有例外，比如一些奢侈商品和高档服务在中国要价比美国还高。许多贸易商品，比如国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照相机两国的售价基本相同。中国和美国的物价水平差距可以用中国名义汇率(2006年8元/美元)和世界银行计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2006年约2.6元/美元)之间的差异来衡量，这个差距高达67.5%。只有通过以下途径(其中一种或者二者结合)才可以缩小这个差距：1)增加中国的通货膨胀使其超过美国的通货膨胀；2)人民币相对美元升值。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汇率之间的差距越大，中国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潜在压力也就越大。
　　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巨无霸汉堡包的例子，中美价格水平的差距来源于两国非贸易商品价格的不同，因为贸易商品的价格会根据套利交易很快趋于相同。为什么中国的非贸易商品不提价呢？这个问题对理解结构型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至关重要，也正是经济学家Balassa和Samualson研究过的问题。
　　根据著名的Balassa-Samualson原理，中国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应该使得工程师的工资不断增长，这样将会吸引非贸易商品生产部门的工人流向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如理发店里的理发师可能被吸引去做工程师。如果经济中没有了剩余劳动力，理发师的工资就会由于理发师减少(因为被吸引去做工程师)而上升，尽管理发行业的生产率提升很小。各行业工资的普遍上涨会导致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根据这一原理，可贸易商品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结构型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的驱动力。但这一原理运作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经济体己经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对于日本、韩国、香港，充分就业在工业化开始不久就实现了，但是对中国来讲，达到充分就业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因此，Balassa-Samualson的理论虽然对我们理解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通胀与升值有借鉴意义，但目前还不能完全适用。
　　一些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经济体的经验与Balassa-Samualson的理论是一致的。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日本出口产业生产率的提升导致日本物价水平的快速增长，这是由50—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80—90年代的日元升值推动的。从20世纪50—60年代，日本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3%，超过美国平均2.6%的通货膨胀率2.7个百分点。从1960--1971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5%，超过美国3.4%的平均通货膨胀率2.1个百分点。但是在70年代早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高通胀导致日本的中央银行开始努力减少通货膨胀。结果，1979～1993年间，日本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2.3%，比美国平均每年4.7%的通货膨胀率还低2.4个百分点。控制了通货膨胀以后，唯一可以做的只有通过日元升值来调高日本相对美国的物价水平。战后日元兑美元一直维持在360日元/美元的水平，但在1971年后开始升值，1984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升值加速，到90年代日元升到100日元/美元左右。“广场协议”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强迫日元升值，但是如果在70—80年代日本允许通货膨胀率超过美国，那日元升值就可能不必要了。90年代的过度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近十年的通货紧缩。
　　香港的例子要简单得多，但也符合Balassa-Samualson理论。由于港币钉住美元，香港1980年到2000年间较强的经济增长使得其平均通胀率每年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香港有好些年的通胀率在10%以上。国际贸易部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发展，以及香港金融部门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了各个领域价格的普涨，因为劳动力、土地和资本都很充分，在20世纪90年代，香港的失业率只有2%或更低。
　　中国的情况稍微复杂一些，但也与Balassa-Samualson定理的不矛盾，一些研究证明了中国工业部门快速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城市劳动者工资的稳定增长，而较高的工资提升近年吸引了1.19亿农村劳动力移民到沿海城市。由于源自农村的劳动力数量过大，总计达4.81亿，使得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很慢。这导致在过去十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中国却可以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缓慢的货币升值。然而，在未来的十到二十年，由于中国生育高峰一代的老龄化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中国将越来越接近充分就业。当充分就业出现时，中国内地将可能出现在日本和中国香港出现过的快速通货膨胀或货币升值。这个预测的关键假设是制造业部门的持续生产率增长。
　　七、人民币应该以多快的速度升值？
　　考虑人民币应以多快速度升值的最好办法并非盯住美国政客或中国决策层的意图。正如上文指出，名义汇率只是国内价格决定因素的两个变量之一，另一个变量是通货膨胀率。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中国将面临通货紧缩，如果升值过慢，将导致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将共同决定中国相对美国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中国价格水平决定了美国消费者消费中国产品的成本，它取决于中国的生产率增长，而不取决于中国官员或美国国会议员的个人意图。如果我们想科学客观地讨论中国的汇率及货币政策，就应该强调这一经济规律。
　　所有美国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得不面对中国价格水平和美国价格水平间的差距，这个差距可以用美元兑人民币名义汇率(2006年约8元/美元)和购买力平价汇率(2006年约为2.6元/美元)的差异来衡量，2006年，中国国内物价水平大约是美国的32.5%(即2.6/8.0)。
　　为简化起见，我们假设中国与美国具有同样的通货膨胀率，并假设人民币相对美元保持一个固定的升值速度。有了这两个假设，我们就可以试图估算中国物价水平追赶上美国物价水平所需的时间。这可以通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出，如果人民币每年升值2%，那么需要57年；每年升值3%则需要38年；每年升值5%则需要23年，每年升值8%则要15年；每年升值15%则需要8年。
　　那么我们自问：考虑过去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物价水平趋同及收敛的经验，中国将需要多长时间使其与美国的物价水平相当？一个比较合理的回答可能是在15到38年之间。而这样一个答案就意味着：假设中国和美国通胀没有差异的情况下，人民币每年升值的范围在3%到8%之间。在我看来，中国物价水平在15年内赶上美国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常识性判断成立，那么中国每年货币升值与通胀之和不可能超过8%，这样，每年4%以内的通胀再加上4%以内的货币升值可能是中国物价水平上升速度的极限。
　　中国实际的通胀率和货币升值远小于这个极限，2006年，中国通胀率仅为1.5%，低于美国2.5%的通胀率，事实上相对于美国，中国有大约1%的通货紧缩!人民币平均大约每年升值3%，因此中国国内物价水平相对美国只增长了约2%(1.5%-2.5%+3%=2%)，按照这一速度，中国需要57年赶上美国的物价水平。可见，华盛顿对北京的汇率及货币政策表现得很不耐烦不足为奇了。但是，抱怨容易，找到解决中国物价水平追赶的办法却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