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面制度创新 适应经济全球化: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挑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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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五大再次确认了邓小平的"加快经济发展、维持政治架构"的方针，并希望通过贯彻这个方针、维持下一个世纪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这个方针基本上是"六四"以后政策方向的延续，其追求发展和稳定的出发点主要是确保现行政治体制不变。当这个方针把满足执政党的需要放在首位时，它却忽视了一个关键点，那就是，关系到今后经济发展走向的国际国内经济政治环境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如果仅仅实行上述方针，中国将很难适应这一转变，更无法维持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主导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这个大趋势面前，五、六十年代形成的经济发展观明显落伍了，并正在被一种新的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针所替代。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个大趋势的压力和挑战，而与那些已经建立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原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中国既没有完成经济制度的转型，也没有开始政治制度变革。中国能否凭借相对落后的制度条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中获得成功，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本文先介绍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说明中国目前对经济发展的理解落伍了。然后，将分析为什么经济全球化在九十年代上半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繁荣，而在今后一个阶段里却对中国构成严峻的挑战，为什么中国现行的经济政治制度会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有那么大的矛盾。最后，本文指出，支撑中国过去若干年里经济社会稳定的"花钱买稳定"的方针，已经因资源枯竭而告终；目前国有企业的大规模裁员意味着，政府与城市民众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可能酝酿严重社会冲突的阶段。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找到解决中国制度变革难题的出路。 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流行的经济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理解为经济增长加上经济结构的现代化(Meier，1984)，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在各国都通用的发展蓝图，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这一蓝图，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个相对封闭的过程，每个国家都要通过工业化过程建立一个相似的现代工业结构，因此各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自成体系、相互独立的过程，不同国家沿着各自的道路"赛跑"，最后按它们经济发展的速度来判断谁领先、谁落后。(McMichael，1996) 根据这种观念，要加快经济发展，政府就要发挥积极的作用，从规划到投资，都有赖于政府的操作；一个强有力的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developmentalist state)，是经济成功发展的关键。可以说，这种看法今天还支配着中国的政府官员和许多学者的思维，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经济搞上去"。
　　从七十年代开始，世界银行就提出，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成功地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八十年代以来，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哪个国家能突破建立本国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框框，而以世界经济体系为参照系，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建立起在国际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这个国家就能快速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中，真正推动各国建立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专业化经济结构的，主要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企业。为了降低劳工成本，这些企业把大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生产活动转移到了第三世界国家，而电子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国企业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线制造过程。这样就带来了工业生产组织过程的重大变革。
　　如果说，与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观相对应的工业生产方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制造，然后把标准化的制造业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那么，八十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是工业的灵活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国际化。跨国企业把许多消费品、机械设备部件的制造过程分解成若干专门化的制造任务，分散到其他低工资成本的国家去生产，形成了国家之间的专业化经济分工。许多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因而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在发达国家则出现了日益增加的对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设计人员等劳动力的需要。这被称为新型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国际流动急剧扩大，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大幅度提高。 　　八十年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是，一个国家可运用的经济资源的来源日益国际化，商品的生产过程也逐渐国际化，外国消费者、外国投资者、跨国企业、国际金融和贸易组织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现在在美国市场上，一个日本的Canon照相机可能涉及几个甚至十几个国家的生产者和设计者；瑞士航空公司为了降低劳务成本，已经把财务核算中心搬到了印度；英国市场上销售的一罐酸奶在上市前可能已经旅行了几千英里。
　　在这个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外贸的功能早已不再是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所理解的那种"互通有无"，"开放"也不仅仅是邓小平所认为的"引进外国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目前，中国沿海地区的很多外资企业面向的是全球市场而不是中国的国内市场，它们在中国建立的生产线实际上是这些跨国企业的全球型生产方式的一个环节，是其"世界型工厂"的一个"车间"。
　　新的国际经济活动的特征表明，现在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活动过程都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由多国企业共同协调、组织的过程。这个各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化现象也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它意味着各国的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体化的整合过程。凡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大趋势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都逐步摆脱了本国资源、市场的约束，其经济活动也不再受本国国界的限制。虽然各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按本国国界内的经济活动计算的，但是构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活动中很多却是由多个国家的经营者组织的。
　　为了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秩序，目前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以下规则。首先，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一致同意，一国的经济发展策略应当主要由市场而不是由政府来调节；其次，七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即G7)被推举出来，负责协调全球性市场的规则；由国际性组织来贯彻执行全球性市场的规则，这些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贸易组织等；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经济全球化中具有支配性地位；各国都要遵从上述国际组织的制度性裁断。(McMichael，1996) 二、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机遇经济全球化给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加快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借助跨国企业的帮助，发展中国家可以乘机大举进入过去不得其门而入的发达国家市场，可以获得送上门来的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但恐怕还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中国这样的运气，能在1992至1996年的短短时间内获得一千五百亿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从而营造出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的历任领导人中，赵紫阳对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趋势的感觉最敏锐，早在1987年他就开始倡导利用外资、"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战略，但是，当时他的建议在国务院遭到了种种抵制，并未产生效果。而"六四"以后，赵的这个主张竟被说成是一个罪状，成了党内高层批判他的一个理由。然而，到了1992年，曾经支持批赵的邓小平却又把赵的这个主张悄悄地接了过去，纳入他关于开放改革的说法中，鼓励了沿海地区外向型工业的扩大。
　　九十年代前半期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导致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大批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其中港资、台资主要流向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涌入中国的外资中七至八成是港台投资)。"六四"以后中国大陆正处在消费者购物意愿低落、市场萧条、库存积压严重、三角债高居不下、资金短缺、缺乏经济复苏的动力的经济状况下，巨额外资的涌入为大陆的经济打了一针"强心针"。这些外资以及中国国内企业为兴建"开发区"投入的巨额投资等，形成了对建筑材料、工程设备、劳动力的庞大新增需求，提高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收入，进而刺激了消费，由此带来了九十年代上半期的经济繁荣。外资除了形成直接需求和对需求的"引致效应"以外，还通过生产和出口直接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重要贡献。
　　尽管中国已经吸纳了大量外资，并在外商的帮助下加入了经济全球化过程，获益颇多，但官方和许多中国大陆的学者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大量外资的涌入也缺少准确的判断。比如，究竟这个机遇有多大，这个机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意味着什么，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事实上，从中央到地方，很多官员把突然到来的外商投资看做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他们甚至以为，只要打出"中国庞大的潜在市场"这张"王牌"，外资就会源源不断地投入中国。
　　果真如此吗?实际上，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进入中国的外资就有减少的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1至9月外商用于投资的进口设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四分之一，而且从9月开始外商进口的用于出口加工的原材料和配件已经变成零增长，很快这就会表现为外商企业出口的零增长。 [1] 这些数据说明，实际进入中国的外商的工业投资已经明显收缩，今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再指望外商企业的大量投资和出口来带动了。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的最乐观估计，预计今年全国吸引外资数量比去年至少降低30％。[2]
　　其实，无论中国的各级政府官员如何热切地盼望外资，今后进入中国的外资数量仍然可能逐年减少。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九十年代上半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主要是港台中小资本，而能够移往大陆去的港台中小资本在这一阶段多已蜂拥而去，后续追加资本已十分有限。目前香港已经出现工业"空心化"，谁要指望更多的港商去大陆设厂就必定会失望。港台资本对大陆来说只是个一次性的机会，世界上没有第二个香港或台湾，中国今后不可能再吸引这样大量的中小资本。
　　如果能吸纳的港台资本有限，那么今后中国就只能指望来自发达国家的大企业投资，这类外资的活动与港台中小资本完全不同。港台企业多数是中小企业，雇佣廉价劳工，面向国际市场出口，给中国大陆创造就业机会和外汇收入，但基本上不与大陆企业竞争，几乎可以说，对大陆经济是有百利而无一弊。而西方大企业的产品都是技术、资本密集型的，这些企业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去，可能的合作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由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体制并未根本改变，无法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所以，西方大企业到中国去投资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降低其制造成本、到海外销售，而是看中了中国这个潜在的大市场。一旦外资企业在中国投产，立刻就会与国有企业争夺市场，构成对苟延残喘的国有企业的沉重压力。因此，最近，中国国内有关"要保护国有工业"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点上中国面临着一个引进外资上的两难困境：中国既需要发达国家的大量外资来推动新的经济繁荣，又害怕国有工业被挤垮。如果多保护国有工业、设法引导限制外资的投资方向，就会减少外资引进数量，无疑是打击开发区和房地产业的前景，阻滞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堵住可能的经济繁荣之门；如果设法推动一轮新的引进外资大企业的高潮，就会逼垮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不仅造成直接的政治社会压力，而且使城市居民的购买力和消费需求相对收缩，结果减少中国市场对外资大企业的吸引力。
　　此外，由于中国的投资环境相当差，外资的"中国热"正在消散。据伦敦《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对投资中国的跨国公司所作的调查，半数以上的外商对投资结果表示失望，认为自己过去高估了中国市场的潜力。 [3] 虽然已经进入中国的外资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撤走，但中国不能再指望出现一轮又一轮"外资热"，来支撑今后中国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