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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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和怎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吴敬琏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思考给大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它的根源；三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四是克服这些难点的出路在于落实党的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关键词：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模式，世界经济，宏观经济，转变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吴敬琏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个人的思考给大家。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它的根源；三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难点；四是克服这些难点的出路在于落实党的十七大的决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能不能够持续，怎样才能持续?近来已经成为一个全世界议论的热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经济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中国经济能不能持续发展和怎样才能持续发展的问题，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今后的走向。
　　
　　一、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这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虽然前一个时期在国内有极少数人鼓吹“今不如昔”、现在不如“文化大革命”时期之类的论调，但是可以看到全世界所有尊重事实的人，不管是对中国采取友好态度或者是采取怀疑、敌视的态度，都一致地肯定中国经济在最近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有三个最重要的指标：
　　第一是经济的高速成长。最近30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特别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长期积弱。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面，GDP增长近14倍。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是世界第三。
　　第二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的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粮、布、住房、食用油等基本消费没有任何提高。在最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是减贫取得的成效。我国农村最基本生活未能得到保障的贫民，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据联合国在2003年发表的最新的减贫统计，世界减贫人数的90%是在中国实现的。
　　
　　二、中国经济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曾经一再引用（（双城记））开头一段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欧洲“两头冒尖”状况的话，指出中国现在情况的类似之处。在社会大转型期中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奇怪，问题是我们要认真地去对待它、解决它。不能不承认，这个挑战是很严峻的，所以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向坏的方向发展。
　　从经济社会生活的现象层面上看，现在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基本的自然资源短缺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最近几年一些可贸易资源因为中国需求量的急剧增长，把全世界的价格都抬上去了；至于一些不可贸易的资源或准不可贸易的资源，比如石油，则出现了供应短缺甚至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困难。环境的恶化更不用说了，水的污染、空气的污染以及其他的污染的情况，使得有些地方甚至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这种爆发性的环境危机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另外一个突出问题，是社会环境的恶化。其中最严重的问题，一个是腐败的蔓延，另一个是贫富差距扩大。这些，都是目前社会经济生活中，天天都能接触到的现象。
　　从宏观经济的深层结构看，问题的发生可以归结为内外两个方面的失衡。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和消费的失衡－－过度投资而消费不足。这里说的消费不足，不是说绝对量增长不足，而是相对于投资的增长不足。世界上许多机构的研究结果表明，近30年来中国人消费绝对水平的提高速度，在世界上是居于前列的，但是因为投资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消费在GDP中的相对份额不断下降。目前，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已经大大偏离正常状态。从国际上来说，消费和投资的比例大致是75比25，有的国家稍微高一点，有的国家稍微低一点。在有些阶段，例如在工业化初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投资有可能高一些。比如说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投资率就达到30%以上，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投资的比重也是偏高，但它的最高水平大概没有超过35%。我们现在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达到的水平大致在45%至50%，而消费的比重则严重偏低。这样就造成了诸如产能过剩、最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以致造成基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过慢、收入水平的差距拉大等等。
　　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存底的大量增加，会造成我们跟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摩擦加剧，使本国的贸易条件变差，出口产品贱卖，还搭上了我们的资源和环境。
　　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在宏观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是货币的过量供应或流动性泛滥，而货币的过量供应又必然导致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泡沫的形成或通货膨胀，即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在2007年下半年以来开始浮出水面，进而变成一个人人都能感觉到的危险。
　　从中长期的观点看，这一问题的危险还在于，它会使我们的金融体系变得非常脆弱，当遇到外部或者内部冲击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系统性风险。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曾经经历过高成长的时期，成就了所谓“东亚奇迹”。但是，它们大多数都因为内外失衡的处理不当，而没有逃脱金融系统的危机，以致损失了几年、十几年的时间，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必须尽力地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防止我们大好的经济成长形势出现逆转。
　　为了解决上述种种问题，首先要研究它们的根源何在。经济学界最近一些年进行了两次大的讨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这些问题的根源，有了比较明确的判断。
　　下面就经济学界的讨论情况作一些介绍：
　　2003年到2005年曾经有一次关于增长模式和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这次讨论形成了大量的文献。我就这次讨论写过一本专著，叫《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次大讨论得出的结论是，采取投资驱动的传统增长模式或者叫旧的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造成上面所讲到的内部失衡。运用经济学已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来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比如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面对于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增长模式进行的分析就表明，它一定会造成物质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人工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不断降低（"有机构成不断的提高”），并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贫困化。总之，经济学家们在讨论中得出结论，必须转变我们的增长模式，否则就一定会造成我们刚才讲的内部失衡。经济学家提出的这些意见，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十一五”规划中。
　　在2006年到2007年关于宏观经济态势的讨论中，也对前面讲到的外部失衡的根源和应对办法作过深入讨论。有的经济学家说，中国宏观经济2007年下半年出现的问题是原来没有预见到的。这种说法恐怕不很确切。事实上，2004年到2005年关于汇率问题的讨论中，已经有经济学家指出，如果不对出口导向政策及时作出调整，势必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其中，社科院的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发表的一些文章，使人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在2006年7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对这一问题做了一次更集中、更深入的讨论，《21世纪经济报道》做了详细报道。经济学家在讨论中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仿效东亚一些国家的做法，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弥补内需不足。这种政策在早期对经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是，如果不能得到及时调整，不能在情况变化以后实现外汇形成机制和其他一些机制的市场化，就会和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一样，造成内外失衡、货币过量供应以及由资产泡沫破灭造成的金融风险。2006年年底的《财经》年会上，有一个小组讨论。我在年会的闭幕致辞《解决内外失衡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里归纳了学者们提出的意见，对内外失衡的前因后果作了全面分析。
　　总而言之，这些讨论的结论归结为一点，就是内外失衡以至于它的宏观经济表现－－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等等，最深层的根源在于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附带说一句，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在说法上有一点改变，叫做经济发展模式）。既然如此，为了解决宏观经济中的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就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三、转变发展模式的难点
　　
　　问题在于，转变发展模式，并不是一个新提出来的口号。只不过口号虽早已提出，却长期没有做到。且不说苏联早在1960年代后期就提出要转变增长方式，就说我国，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要求在“九五”期间转变增长方式。10年以后，到了2005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又再次提出要把转变增长方式作为今后五年的经济工作的重心。由于2006年的执行情况不是太理想，所以到了2007年的十七大再次重申必须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三个转变（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为什么早就提出了正确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呢?在2003年到2007年的讨论中，许多学者通过深入的观察，提出了很深刻的意见：主要原因在于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它已经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主要障碍。我认为最重要的体制障碍有四点：
　　第一点，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比如说信贷资源，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再比如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制度不明确，依然是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年的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我们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起作用，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不是由市场、而是由党政领导机关按自己的意图在配置。
　　第二点，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仅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导致整个社会都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
　　第三点，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联。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这样。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所谓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我们的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从财政支出看，在前年财政部召开的“财政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讨论会上，一些学者提出了非常深刻的见解，他们说中国的政府支出结构现在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支出责任过度下移。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大约有70%落在县或县以下财政的肩上。这不但使这些公共服务提供的情况很差，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不能不提高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速度以便取得更多的收入，否则日子就过不下去。比如，我记得上届政府卸任以前讨论农村工作的一次会议上议论的一个问题：九年义务教育在我们的内地农村基本没有实现。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学家们指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在县以下，后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措施，把九年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提到县一级，这就使情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现在看来，这仍然不够。所以现在有许多人主张把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进一步上提。这里附带说一句，支出责任在中国通用的说法叫做事权，财政部门早就提出来了，事权过度分散，要更加集中。但是这给人的直接感觉是他们要收权，所以支出责任往上收、由更高级的政府部门来承担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最后一条，正好是前面三条的反面，就是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价格没有市场化，很多生产要素的价格是行政定价的或者受到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土地、资本、劳动力价格的扭曲促使了资源以浪费的方式进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