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重新思考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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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处在关键的调整时期。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美国经济，本文试图重新思考美国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中国的对策。中美之间仍然是互补性最强的贸易伙伴，但是考虑到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以及当前美元贬值和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因素，中美贸易的发展仍将遭遇坎坷，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与美国的国力规模相比并不相称。华尔街丑闻将影响到美国企业在华投资的计划。中国在金融等服务业方面对外开放将影响到美国在华投资的结构变化。美元贬值、欧元问世和日元动荡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需要未雨绸缪，加快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美国国内政治的特点使得其对外经济政策始终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给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复杂性。为了实现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需要通过加快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同时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中美贸易：互补性很强但前景坎坷
　　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美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总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16％，其贸易总额仅次于中日贸易，相当于中国与整个欧洲的贸易总量。
　　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巨额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两国的一个矛盾。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逆差国，逆差额达到838.33亿美元。另一方面，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累计为中国提供了144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大约为180亿美元，占这段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74％，仅次于中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尤其近两年来，中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分别与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有关。如果一国的储蓄大于投资，则该国净出口为正或曰有贸易顺差；如果一国的储蓄小于投资，则该国的净出口为负或曰有贸易逆差。中国之所以会积累了较高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内的储蓄率高（Feenstra，Hai，Woo and Yao，1998）。较高的储蓄率可能是因为：（1）人口结构的变化。目前，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人群进入中年，开始考虑为后代和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储蓄。（2）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制度也使得居民必须保持较高的家庭储蓄以防备生老病死和失业。（3）融资渠道不畅。国有银行主要为国有企业注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缺乏畅通的融资渠道，所以为了扩大投资，它们必须被迫储蓄，这是一种“为投资的储蓄”（investment incentived saving）。
　　美国之所以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储蓄率偏低。美国的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下降，到2001只有2.3％。2001年10月美国的储蓄率达到最低点，只有0.3％。导致美国近年来储蓄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是：新经济泡沫带来的非理性繁荣刺激了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根据法国里昂信贷银行的数据，美国在2001年人均借款占其存款的160％。美国进入经济衰退之后，美联储不断降息，刺激了住宅和汽车等消费品的需求。但是，这种依靠负债的高消费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经济增长。在美国股市泡沫崩溃、企业盈利前景不容乐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者将被迫提高其储蓄率。从2002年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居民的储蓄率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考虑中美贸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美国贸易逆差的可持续性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至今已经持续了34年，尤其是近几年贸易逆差急剧扩大，使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资金流入国。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相当于全球经常项目顺差的76％，为了弥补经常项目赤字，每天需要14亿美元的资本流入。美国尽管一直是资本净流入国，但是其投资收入项目始终保持着净盈利状况。这说明美国从对外投资中获得的收入多于其他国家在美国投资的收入。但是，我们注意到，2002年美国的投资收入项目开始发生逆转。2002年前三个季度，美国“收入”项目净流出93亿美元，而上年同期“收入”项目净流入78亿美元。收入项目的净流出将使得美国经常项目更加恶化，也使得美国必须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才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姚枝仲，2003）。问题在于，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投资收入，由此带来越来越大的资本外流压力。这实际上是一个发散的过程，并意味着美国已经无法维持经常项目在赤字状态下的动态稳定。美国的贸易逆差迟早将发生逆转，贸易项目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扩张也是不可持续的。可见，虽然对美贸易曾经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将继续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产出扩张，但是必须牢记这种贸易顺差不是永恒的，不能过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否则，一旦美国国内生产能力增长，超额需求下降，则中国必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衰退。
　　具体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与两国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箱包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提供者，在这些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不会与国内产品出现竞争。1997年的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美国如从中国以外的国家进口同样商品，其消费者每年要增加150亿美元的支出。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对美国的大额贸易顺差似乎是美国经常挑起贸易摩擦的合理解释。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额和贸易逆差相对美国的贸易总量与逆差规模来说并不大。中美贸易额仅占美国贸易总额的3.4％，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仅占其贸易逆差总额的6.2％。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占GDP 的比例为4.4％，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相对于其庞大的经济规模来说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高居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随着中国加入WTO ，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些老问题如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等已经得到了解决或不再被过多地关注，但是另一些问题却逐渐升级为双边贸易摩擦的新焦点（王荣军，2003）。这其中包括：（1）中国履约问题。从美国官方评价中国入世履约情况的几份报告来看，尽管对中国履约给予了一定的积极评价，但是也对许多方面提出了指责。美国政府可能会根据这些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决定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实行贸易制裁。（2）中国入世之后中美农产品贸易变得更加敏感。做为农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并没有看到其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有大幅度提高。同时，中国对美国政府的新的农业补贴政策也感到不满。布什总统2002年5月签署新的农产品补贴法，决定在未来6年内对农产品补贴增加67％，每年对农作物和乳制品追加64亿美元的补贴，这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3）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美国政府和企业不断夸大其损失，认为中国在商标、版权、专利权和互联网域名权方面保护不力，未来中美之间在这一领域的冲突和摩擦将不断增加。
　　事实上，尽管中美经济相互依存的深化对中国经济有着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在贸易上对美国出口的“依赖症”造成中国在经济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能力降低，并且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美国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往往就会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例如，2002年3月美国为保护本国钢铁业，向进口钢材征收高达30％的关税，损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对美钢铁输出国的利益。2002年12月，美国以中国企业向美国非法转口纺织品为理由，决定单方面扣减中国纺织品配额，涉及货物总金额达到900万美元。2002年美国药品管理局扣留的进口产品中，来自中国的产品占被扣产品总批量的9.48％，占受阻国家和地区之首。
　　总之，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如劳工组织、人权组织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担心经济增长会带来中国军事和外交上的强大，美国政府正在而且会不断在中美经济交往中，特别是在贸易领域，对中国企业采取不公正的对待。其后果是影响中国的相关产业发展，甚至影响到中国的整体经济运行。为此，中国政府必须有相应的对策：（1）中国政府应该鼓励企业拓宽出口市场，增加对欧盟、中东、非洲等地区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2）鼓励从美国的进口和投资，增加美国在华经济利益。在华拥有商业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会努力将中美可能的经济摩擦减小到最低限度，使自己的利润不受到不正常经济关系的损害，这样客观上会起到防止美国政府制造两国经济、乃至政治摩擦的作用。（3）加强双边对话和交流，通过沟通、谈判以及可能的妥协，避免更大的损失。（4）依靠WTO 、APEC、IMF等多边制度框架来解决两国经济纠纷。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 之后，更应当利用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两国的经济问题，维护自身权益。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前景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90年代起开始迅速增长，实际投资额从1991年的5.11亿美元增长到2001年的45.42亿美元，增长8倍，年均增长速度为27.5％。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从1998年起已连续3年居各国首位，到2001年，总合同投资额为681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为346亿美元，在全部吸引的外资合同和实际金额中，约占8.8％。
　　尽管美国对华投资的增长一直快于美国在全球投资的平均增长速度，但是直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与其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密切程度并不符合。1997年，美国在华投资占其全部投资存量的比重仅为0.59％，到2001年也不过0.76％。中国在美国对外投资中排第12位，在墨西哥、巴西和爱尔兰等发展中国家之后。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1年发生全球经济衰退以后，美国对华投资规模的增长明显放缓，2001年美国对华FDI 锐减22.8％。限制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的投资多为所谓的“绿地投资”（green ground investment ），表现为新建的厂房和设备等，而美国在海外投资的增长主要是通过大规模兼并和收购和股票投资。例如，在德国投资增长是由于对化学行业的大规模兼并和收购。2001年美国对墨西哥投资增长40％是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主要是由于股票收购。美国在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投资的增长来源于原有投资的再投资，如对荷兰和日本等国投资增长主要是由于对已有投资盈利进行再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出口、技术进步和就业的推动作用。
　　外国企业进出口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比例从1991年的21％发展到1999年约51％的比例，远远大于它占中国工业总产值25％的比重。出口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总出口的比例从1991年的17％增长到1999年的45％左右。进口方面，外商投资带动相关原材料和零部件，以及机器设备的进口，外资进口占中国全部进口从1991年的26％增长到1999年的52％。值得指出的是，1986－1997年间，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收支平衡全是逆差，且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从不足20亿美元增加到182亿美元。1994年之后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逆差才逐渐减少，到1998年之后始出现顺差。未来外商投资企业将对中国的贸易收支产生何种影响，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1）外资企业在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贸易逆差可能是由于其在进入中国的初期，仍然需要进口大量的机器设备、零部件等，但是随着中国国内的供应能力提高，外资企业从国外进口零部件的比例将减少，由于其在中国国内订购零部件的成本较低，所以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可能会提高，假定外资企业的出口仍然增加而进口逐渐减少，那么FDI 将增加中国的贸易顺差；（2）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以及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一个潜在的庞大国内市场受到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关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轿车行业几乎都是合资企业，但是轿车的出口几乎为零，而零部件的进口又非常巨大（张平，1995）。如果外资企业逐渐把目标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其对中国净出口的贡献将逐渐减少。刘民权和许罗丹（2001）对广东的三资企业所做的问卷调查发现，与日本的公司形成明显对比的是，欧美的跨国公司更注重开拓东道国市场。约有70％以上的美国公司将其50％以上的产品销售到中国市场。这意味着美国的FDI 对于中国出口的贡献可能要小于东亚周边国家和地区的FDI.
　　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或是进入服务业，能够增加中国的就业。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集中于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以其对就业创造的贡献是不足的。按照其出口占GDP9％计算，1996年外商企业雇佣了540万工人，占总的劳动力人口的0.8％。由于美国公司的高技术特性，它同时还吸引了一部分具有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员就业，这部分人员本来大多在国内的企业就业，因此实际上是美国公司从原有部门“挤出”了一部分高素质的就业。美国公司对于提高工资水平和收入的影响尤其突出。根据张帆和郑京平（1998）的研究，外国直接投资和工资水平显示正相关。由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美国的1／10，即使在高技术行业也是如此，因此，美国公司可以对其工人支付高于中国国内工人数倍的工资。
　　外资对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影响受到普遍关注。Aitken和Harrison（1999）指出，企业的外资比率越高，生产效率就越高，行业中外资的比率越高，内资企业的效率就越高。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进入中国，FDI 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逐渐凸现。2000年我国共引进技术7353项，合同总额181.75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约占全国技术引进总额的四成以上。而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引进又主要由跨国公司来进行（胡景岩，2002）。一般公认，美国公司对于转让技术相对开放。除了技术引进外，直接投资还不可避免地带来技术外溢，随直接投资的关联项目发展，大量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从美国子公司转移到我国。例如IBM 早在1995年就将电子商务这一全球最新的商业理念引入中国。有些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开展技术开发合作，以对这些优势资源进行利用。例如微软和Intel 先后在中国建立研究院和研究中心。技术外溢甚至可以被看作是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
　　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随着外资企业在华投资所积累的利润越来越多，利润汇出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压力也逐渐增加。目前，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汇出大约占利润总额的20％，而剩下80％为利润再投资。需要指出的是，外资企业的利润汇出是迟早的事情，按照一般的情况，FDI 都会有先是资本流入，而后出现资本流出的现象。利润再投资只是推迟了利润汇出的时间，而且更严重的是，这种延迟将使得利润的汇出更加集中。目前，中国的FDI 投资收益每年均在200亿美元左右，远远超过其出口盈余，利润再投资也在每年100亿美元以上，积累到一定的规模，有可能超过国家可以动用的外汇储备的数量。如果发生FDI突然撤出利润，将使中国陡然陷入国际收支危机，如果国内的金融风险没有得到根本的好转，有可能会从国际收支危机酿成经济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