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转轨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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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伟大总理周恩来曾经被问及他对法国革命的看法。“回答这个问题还太早。”——这就是他的回答。对正在进行的转轨进程，即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也可作这样的回答。
　　 一、中国令人吃惊的成功——如何解释
　　自从邓小平先生实行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在过去的25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中国的GDP从3000亿美元增长到1万多亿美元。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经济增长稳定在9％，即使今天，增长率也不低于7～8％，为国内13亿人口脱贫，且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国之一（见表1）。俄罗斯的GDP从1978年的7000亿美元缩减到1999年的4000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在贫困线，或在贫困线下的人达总人口的50％。其它转轨国家做得要好些，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一些其它转轨衰退恢复的国家，正在重建经济并着手加入欧盟。过去十年对这些国家来说，非常艰难，是新增加的“新穷国”，转轨的失败者。
　　表1 中国主要经济指标
　　　　　　　　　　　　　 2001　　 2002　 2003
GDP实际增长率　　　　 %　　 7.3　　　7.4　　7.7
个人消费　　　　　　　%　　 5.6　　　5.7　　6.5
固定投资总额　　　　　%　　11.4　　 13.5　 12.5
消费物价上涨　　　　%(a)　　0.7　　　0.6　　2.0
商业银行最低贷款利率%(a)　　5.9　　　5.3　　6.5
GDP　　　　　　 10亿美元　 1180.0 1286.0 1412.0
人均GDP　　　　　　 美元　　930.0 1000.0 1100.0
贸易余额　　　　10亿美元　　 31.4　　24.0　14.0
经常帐户余额　　10亿美元　　 20.3　　 8.3　 2.7
汇率　　 人民币:1美元(a)　　　8.3　　 8.3　 8.3
汇率　　 人民币:100元(a)　　　6.8　　 6.2　 6.4
　　
　　注：2001年估算值，2002～2003年预测值；（a）年均；资料来源：EIU国家预测
　　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相比，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有三种看法：
　　1.“最初条件原因”。这一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eff Sachs，他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而苏联是一个超工业化的、超中央集权的、超官僚的、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家。中国地方的小型经济实体的密集网络的纵向联系比苏联的大型、专业化工业联合体——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最喜欢的“掌上明珠”——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中国，发展与转轨并肩齐进，操作空间很大，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飞跃发展。在苏联解体后的“新”国家，旧的政治、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组织）和社会结构消除，而新的有效的机构又没出现。
　　2.“改革战略原因”。这一看法的杰出代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JoeStiglitz。俄罗斯认为私有化比竞争更重要，他的政府极力推进大规模私有化——在缺乏合适的机构——把大多数“私有化了”的企业推进到了内幕者手里。随后，通过“贷款购买股票”诈骗行为，最富有的国有企业被直接廉价卖给了选定的少数人。新企业的创立困难重重，尤其是受当地政府的阻挠，他们担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现有企业受到危险。而中国成功地为建立“非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外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俄罗斯过多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即宏观稳定、自由化和私有化——希望这些措施将为市场经济创造合适的条件。但是价值自由化——再一次没有保证合理的竞争——使价格飞涨，把大半个国家推向了贫困，外汇自由化——没有创造一个商业友好氛围——导致资本飞涨。
　　3.机构原因。中国早就意识到，最好是创立——至少是暂时的——“半完善”的适应于“半完善的”市场条件的机构。私有财产没有得到合法的保护，实际上，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与国有财产同等的认可。另外，这些新的机构本来是作为消除社会负面影响，为领导层提供激励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已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农民只能长期租用土地而不能出售。25年前它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双轨制”使价值逐渐自由化，两种汇率一直保持到国家有能力支付单一汇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从改革前的“吃大锅饭”逐渐朝“另起炉灶”发展，激励起当地政府发展税收。在90年代，中央财政制度决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分配制度。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的支柱是地方政府所有的“非国有”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就业，为消费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商品，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90年代末期，它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大部分开始私营化。在这些年里，俄罗斯发生了什么？农业由集体所有为主，经济由地方机构提供，土地市场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解决，小型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阻挠，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长期的地盘争夺战，银行领域一片混乱。
　　 二、面临的下一步挑战
　　中国还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需要专家们努力研究，也同时为其它转轨国家提供经验。
　　 第一，如何处理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
　　在私有经济开始成为经济动力时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就明显缩减。1981年，国有企业为每一美元投资创造81美分利润，到1997年利润下降到9美分。2000年国有企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不到四分之一，就业占城市正式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据保守估计，银行总贷款的四分之三是贷给国有企业的（相比较，私有企业在2000年里所获得的银行贷款不足银行总贷款的1％）。 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状况是造成中国银行业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标准普尔公司（SP）认为帐面上所有贷款的一半——相当于GDP的三之二——是不良贷款。20世纪90 年代后期，有三分之一强的国有企业连续赤字。服务业仍由国有公司为主（批发商业、交通、电信和银行业），对他们进行私有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见表2）。
　　表2 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量、城市正式就业、 政府收入和银行借贷中的比例，主要年份（％）
年份　工业产量　城市正式就业　政府收入　银行贷款
1978　 78.0　　　　78.3　　　　 87.0　　　96.8
1988　 57.0　　　　70.3　　　　 71.6　　　90.0
1995　 34.0　　　　64.9　　　　 71.1　　　81.0
2000　 23.5　　　　38.1　　　　 n/a　　　 7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Edward Steinfeld，中国渐进式改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Thomas Rawski， “中国劳动经济的近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