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湖北经济发展的模式约束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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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本文认为，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很高的关联度，湖北经济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受发展模式的约束，发展模式转型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构建了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及其内涵与特征，对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条件与障碍进行分析，提出培育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湖北发展模式约束转型
　　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所选择的具有地区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 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增长有很高的关联度。湖北经济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受既往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而未能突破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本文分析了湖北经济发展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及其转型的必要性，构想了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及其内涵与特征，并对湖北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条件与障碍进行分析，提出培育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的政策建议，以期对促进湖北经济发展、实现中部崛起有所裨益。
　　
　　湖北经济发展的模式约束
　　
　　（一）湖北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
　　湖北在历史上曾经几度辉煌，可是，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伍了。湖北也不甘落后，为了改变落后局面，在1987年率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口号，可至今不仅没有“中部崛起”，反而“中部塌陷”了，而且湖北在中部地区也是塌陷的。据湖北省统计局资料表明，2005年湖北省GDP总值在全国排第13位，人均GDP排第19位。2006年1-6月份，全省GDP总值为328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4%，是近十年来湖北省历史上同期的最高增速，但在全国31个省市中，湖北省处于中等水平，居第16位，在中部六省中居第三位。与最近两年同期相比，湖北GDP占全国的比重也在持续下滑。湖北产业结构也不合理，2005年湖北三次产业结构和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产业的比重偏高，高出4.1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的比重偏低，低4.5个百分点。和H·钱纳里等人建立的多国模型标准结构相比，2005年湖北人均GDP总量按汇率计算大约为1408美元，通过与人均1000－2000美元的标准结构相比，第三产业的比重低近10个百分点。和2004年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NI1580美元）的平均产业结构12.0：36.9：51.1相比，第三产业的比重也低10多个百分点。从产业内部结构来讲也不合理，第一产业内农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内工业比重偏低，支撑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2005年重工业所占比重高达73％左右；第三产业内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相对较慢。2005年湖北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为166.66，比全国平均值低10.5个百分点。就是与中部地区相比，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幅均落后于周边省份。
　　无论区位、人才、资源因素还是产业基础，湖北似乎都不应该经济“塌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受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湖北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色是“政府驱动、国有主导、产业重化、城乡分割”。这种发展模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对拥有武汉这个特大中心城市的湖北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在转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这种发展模式的约束作用就明显地暴露出来：制度创新能力不强，国有经济活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协调，市场发育不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非公有经济发展滞后，微观市场主体力量弱小，难以产生诱致性制度变迁，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与竞争力。经过一定时期的累积影响，湖北经济就呈现整体性下滑趋势。虽然湖北为了扭转经济下滑趋势而制定了激动人心的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却未能突破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选择和培育一种适宜湖北省情的匹配性发展模式去具体落实这种发展战略。正如确定了方向和目标以后，是选择乘飞机或汽车去，还是步行去，速度却大不一样，是同样的道理。
　　（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及思考
　　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的经济发展证明，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有很高的关联度。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正效应，非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负效应，即约束作用。目前，理论界根据各地经济发展路径总结出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下10种，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闽南模式、沪郊模式、青岛模式、湛江模式、浦东模式等等。其中四种模式最具代表性：
　　第一种是苏南模式，这是形成于江苏南部苏锡常地区并包含了浙江北部杭嘉湖地区的一种发展模式。从体制上看，这种模式主要依托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组织载体，融入上海等大城市的生产链、供应链与销售链，参与分工、合作。最近若干年来，苏南模式覆盖的区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外向型发展的新特色。第二种就是发端于温州地区的温州模式，由于它已不再局限于温州行政区内，而是扩展到台州、宁波、绍兴、金华和杭州部分地区，是目前浙江最具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也可以称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温州模式“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民间诱致型制度创新为动力，以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为主线的内发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或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第三种是珠江模式，即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是借助珠江三角洲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大量利用侨资，以三资企业为主要组织载体，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加工方式，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第四种模式是青岛模式，青岛模式主要依靠海尔、海信等十大集团企业支撑区域经济发展，他们的贡献占整个青岛经济的50%以上。青岛的民营经济相对不发达。
　　凭借四大发展模式，苏南、温州，珠三角、青岛都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块状经济”区域发展格局，已经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奠定了领先地位，相对应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的GDP总值和人均GDP值均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从改革的进程和发展的势头看，四者均走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前面，步入了良性的经济发展路径。这是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正效应的典型范例。选择非匹配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产生负效应而导致经济落后的地区就不一而论。
　　从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发展经验来看，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诸如地理优势、资源优势、历史和文化优势，甚至制度优势，但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经济发展模式。论比较优势，湖北不逊于上述四地，可能落后的是制度创新优势，但制度资源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不可否认，制度是—种稀缺资源，但如果善于将制度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否则，制度资源就会变成经济发展的阻力。珠海就是珠三角最典型的例证。珠海是珠三角第二个经济特区，拥有五个国家、省级开发区，毗邻港澳，有水、陆、空交通便利，与珠三角其他地区享有同样甚至更优越的制度资源，但珠海经济综合实力、经济质量均不如“四小虎”。与深圳相比，十年前，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相当于深圳的一个季度；十年后，珠海一年的经济总量指标只相当于深圳的一个月。从根本上讲，就是珠海“发展模式约束”而致。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导向作用，它会使具有相同或类似条件的经济区域选择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沿着既定的制度变迁路径，使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有可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也有可能沿着原有的错误路径继续发展，甚至被锁定（lock-in）在一种低效的状态下，陷入制度变迁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这个理论揭示了湖北具有较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经济却陷入“中部塌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直没有跳出既定的低效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陷阱”，长期受到非匹配性发展模式的约束。
　湖北经济新模式的内涵与特征构想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问题在于，转型后的湖北经济发展新模式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具备什么样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
　　（一）新发展模式的内涵
　　从目前各地总结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看，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都是以模式产生的区域命名的，构成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产业，支撑发展模式的基础是资本，推进发展模式的动力是市场或政府，因而构成和区分不同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包括产业结构、产权结构、动力基础即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由于受非匹配性发展模式的约束，湖北二元经济结构特征非常明显，国有企业多，国有经济比重大，乡镇工业不发达，农业产业化落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个体私营经济不发达，市场主体的内驱力不强大，根据这种落后的经济社会结构，与湖北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新模式可以构想为“湖北模式”或“荆楚模式”，其主要内涵应该为：以政府强制性制度创新为动力，在政府的干预下，进行产权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从城市向农村推进，创造性地破坏国有经济垄断秩序，通过招商引资和培育民间资本，实现引进发展与自我发展相结合，促进工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湖北模式”的内涵包含了五个要素：一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二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资本积累及其解决途径；三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产业结构；四是经济发展的区域推进模式；五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市场环境。
　　（二）新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
　　“湖北模式”内涵的表述可以具体解释为四个基本特征：第一，经济发展的发动方式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而非自下而上的民间诱导，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应该是政府强势干预下的制度创新。由于湖北的微观市场主体力量薄弱，难以产生“诱致性的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在湖北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更加彰显，外部力量的作用突出，湖北经济发展道路的演进路径需要外部的行政性力量来引导。在现实条件下，“湖北模式”还只能是一种政府驱动模式，而不是市场驱动模式。第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在大城市应该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农村小城镇应该是“低、小、集、散、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梯度产业结构，统筹解决城市与农村的产业链衔接问题和解决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劳动力过剩与转移问题。产业结构的“高、精、尖”与集约度只能取决于湖北城市与农村小城镇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第三，区域发展推进模式是“一圈一带”，即武汉城市圈和长江带。依托武汉城市圈，以武汉市为动力源和中心，向武汉城市圈四周辐射，从城市向农村推进，从东部城市沿长江带向中西部发展，以工业化的发展带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虽然湖北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43.7%，但小城镇产业空心化问题严重，农村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必须将农村小城镇工业化的发展作为振兴湖北经济的突破口。第四，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根据湖北的情况，必须通过三种途径解决：一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国有资本，二是政府招商引资，三是培育调动民间资本，实现国资、外资、民资“三轮驱动”。东南沿海经济强省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是民营企业，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而湖北民间自主解决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聚集问题的能力较差，导致湖北经济发展缺乏内发性、自组织性和可持续性。政府不仅要肩负提供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责任，还要肩负招商引资、培育民间资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