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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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贸易自由化既可缩小也可扩大性别工资差。绝大多数实证研究，例如Oosdendorp(2004)，都采用的是较宏观的行业加总数据，并着重于职业性别工资差。然而，行业加总的职业工资不能控制教育水平和经验变量，因此很难判断性别工资差的变化到底来自个人特征因素还是贸易自由化。文章运用中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微观数据，运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方法，在消除了不随时间改变的固定效应和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冲击的基础上，检验了1988年到1995年中国第一次贸易自由化兴起时期，贸易开放度的变化对不同教育水平的性别工资差的影响。结果显示，这一时期贸易开放度和性别工资差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来源于进口开放度的变化：随着进口开放度的上升，低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显著扩大，而高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却呈现相反趋势。出口开放度的上升对低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没有显著影响，但与进口开放度的上升一样，它缩小了高教育人群的性别工资差。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性别工资差，教育
　　一、简介及背景
　　性别工资差是各国各时期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国女性工人工资占男性工人工资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到1996年间从60%增加到75%；然而在台湾这一比例从1979年到1995年间都保持在97%)。现有文献普遍认为性别工资差可以部分由诸如教育和经验等可观测的影响工资的个人特征因素来解释：女性获得的教育和工作经验通常较男性少，因此平均而言女性工资低于男性。但这些可观测的个人特质差异并不能完全解释性别工资差。2004年对北京、上海和广州雇主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看法的调查显示：认为男性毕业生在从事“职业工作者”类职业中效率更高的雇主人数是认为女性毕业生效率更高的雇主人数的46倍；这一比例在“销售”和“管理”类职业中的比例分别为9和4；在“制造”类工作中没有雇主认为女性毕业生能比男生做得更出色；最后，在同等工资条件下，愿意雇佣男性毕业生的雇主人数是倾向雇佣女毕业生的雇主人数的14倍。理论上讲，男女应届毕业生具有相同的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工作能力和工资助水平应该一样，因此可见，另外还有许多不可观测的影响性别工资差的因素。例如，有些工作天然不适合女性(诸如工程师或是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和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冲击(例如最低工资保障和工会的力量)。且在同等条件下，女性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家庭，所以男性的劳动生产率通常高于女性。由于社会观念的原因，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着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
　　理论研究显示贸易自由化能够缩小性别工资差。新古典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通常导致竞争加剧，假如可观测条件(例如年龄、教育程度、民族等)相同的男女具有相同的生产率，那么厂商在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行为就会具有更高代价(Becker，1971)，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自然减少性别歧视行为，从而缩小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工资差。另外，贸易自由化会促进经济增长和总体国民收入增加，从而促进社会对诸如教育之类的公共服务的投资，使得教育机会能普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使更多的女性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减小男女的平均生产率差异，缩小性别工资差。标准贸易理论Heckscher-Ohlin模型告诉，我们，各国会专业化生产并出口使用该国国内充裕要素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市场后通常主要出口非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果总体而言女性雇员的技能低于男性雇员，那么这种出口的大量增加会提高女性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需求，从而缩小性别工资差。
　　然而也有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性别工资差。自由化带来的竞争增加会使得女性雇员这一劳动力市场上的少数群体跟雇主的谈判能力下降，由此相对工资降低。另外，如果可观测条件相同的男女真的存在较大的生产率差距，更激烈的竞争会促使雇用男性的数量相对增加，具有相同可观测条件的男性也相应会获得更高的报酬。Feenstra和Hanson(1996)的外包模型给出与H—O模型不同的另一个故事：尽管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并出口的商品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低技术密集型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相对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出口会增加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如果女性雇员的平均技能低于男性，性别工资差必然将扩大。
　　关于性别工资差的实证研究并不是很多，而且无法确定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工资差的明确影响。Black和Brainard(2002)发现在1976年到1993年间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加剧缩小了性别工资差；Berik，Van De Muelen Rodgers和Zveglich(2004)用1980年到1999年间中国台湾和韩国的数据得出结论：贸易自由化与性别工资差存在正相关关系；Oosdendorp(2004)对多国分职业的性别工资差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低技术职业以及发达国家的高技术职业中，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自由化伴随着性别工资差的缩小，而自由化则伴随着发展中国家高技能职业的性别工资差扩大。受限于数据可得性，这些实证研究绝大多数是用宏观层面的加总数据，并集中于职业性别工资差。但是，正如Oosdendorp(2004)中所提及，这一领域研究中所广泛使用的加总职业工资数据无法控制教育水平和经验变量。举例来说，一个“会计师”可能拥有硕士学位和多年工作经验，是该领域的专家并享受着高薪；但也有可能他或她刚从会计学校毕业，还没有拿到注册会计师资格，因此工资相应较低。如果这些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影响性别工资差的因素无法得以控制，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性别工资差的影响就只能是初步和粗略的。
　　本研究对1988年和1995年中国城市居民的微观数据进行了研究。在研究所涉及的时间段里，中国的进口从550亿美元增加到1320亿美元，出口从470亿美元增加到1490亿美元，人均收入几乎上升了3倍。本文首先控制了教育、年龄、民族、工作单位以及合同性质等可观测的个人特征，进而根据不同学历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最后利用difference-in-difference的方法控制不可观测的系统因素后，对组内性别工资差变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文章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描述数据，第三部分介绍实证研究方法和结果，最后给出结论。
　　二、数据
　　本研究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收入分配课题组采集的“1988年城镇居民收入调查”和“1995年城镇家庭收入调查”的数据，包括北京、山西、辽宁、江苏、安徽、湖北、广东、云南和甘肃10个省和直辖市。北京作为首都有其特殊性，辽宁、江苏和广东3个样本省份位于东部沿海，甘肃和云南在西部，其余的都位于中部。
　　表1描述了各地区的“开放度”，即各地区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也是描述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指标。
　　因为很多城市相对封闭，商品大多先由省间贸易到达较为开放的边境地区，然后通过这些地区开展进出口贸易。因此，如果采用“经营单位所在地”的进出口数据，北京和东部沿海城市的进出口额会被高估。因此，本文采用的是“境内目的地／货源地”为依据的进出口数据。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并根据当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换算成美元。
　　在样本两个时间点间开放度增长最快的是北京和广东，即中国的首都和最早设立经济特区的省份。紧随其后的是辽宁和江苏两个东部沿海边境城市。这几个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享受了最多的经济特权和优惠政策，诸如低税率、出口补贴以及国家投资优先发展基础建设等。这些经济特权和优惠政策帮助这些地区最先融入了世界经济，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则由于经济政策的滞后无法享受这些优惠政策和国家投资，从而在开放度上远落后于沿海地区。
　　除了贸易自由化，个人特征因素和工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收入分配调研组所做“1988年城镇居民收入调查”和“1995年城镇家庭收入调查”。1988年和1995年的调研分别包含了31827和21698个样本。按性别分组，去除掉没有工资信息(比如儿童和退休人员)或者个人特征信息(比如年龄、性别、民族、教育水平、所属经济部门性质、工作合同性质等)的样本点，1988年剩下7559个女性和8052个男性样本，1995年剩下3691个女性和4256个男性样本。居民的收入包括其主业和副业的基本工资、奖金、现金及实物津贴和补助，并且通过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通货膨胀因素都调整到1995年的价格水平。
　　由表2可以了解不同性别子样本的可观测个人特征的平均值。两年的调查都以家庭为单位，因此男性和女性子样本中少数民族的比例基本相同。本研究只关心工资获得者，因此样本家庭中的老人和小孩均不在统计范围内。有效样本中，男性的平均年龄高于女性，其受教育年限也较高，意味着男性应该比女性有更高的平均收入水平。男性共产党员的比例大大高于女性。如果加入党组织意味着此人有更高的觉悟、更积极的工作态度，那么样本中的男性应该比女性有更高的平均收入水平。另外，在调查的两年中，男女两组样本在三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基本相似；每组超过95%的样本都就业于全民或集体所有制企业；每组超过95%的人员都与其工作单位签订了长期工作合同。但是，更多的男性就业于全民所有制企业，而相对更多的女性则就业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更有趣的是，虽然1995年男女平均受教育的年数都相对于1988年有所增加，但男性平均受教育的年数增加得更多。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样本男女平均收入水平之差将因此扩大。
　　初步了解可观测个人特征之后，表3和表4分别显示了各地区和按教育水平分组的性别工资差。
　　很明显在两个样本年份中，所有地区的男性工资都高于女性。这一状况与世界各地劳动力市场的普遍情况一致。湖北、广东和云南三省的性别工资差在此期间缩小，而其余七个省份的性别工资差在同期扩大。同时，按地区分类的开放度变化和性别工资差的变化之间没有显著联系。
　　当样本被按照学历分组来观察性别工资差时，就变得更加清晰。毕业于高等职业技术学校雇员组的平均性别工资差在两个年份都最小。这一结果说明拥有专业的特殊技能可以令女性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获得与同学历男性更相近的物质待遇。而剩余五个样本中，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获得的工资在两个年份都更接近于同样教育程度的男性。然而这剩余四组样本中的性别工资差在7年间却无一例外地扩大了，并且接受教育程度在大专或专科学校以下，女性接受的教育程度越高，所受歧视在样本期间增加幅度越大。总而言之，伴随着1988年到1995年间中国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发展，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能获得更平等的经济报酬，但对于绝大部分的女性来说，受教育的程度仍然相对较低，而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的经济报酬也更加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