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市场发育透析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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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建立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模型，探求经济增长原因。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中国的经济在资本投入、体制改革和结构变迁等因素的作用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并没有发挥其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所以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时也引起了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失业率的上升以及收入差距拉大等社会和经济问题。要维持经济的可持续性，中国必须改变以投资为导向的生产方式，换之以发挥本国比较优势的以就业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
　　[关键词]经济增长 收入分配 人口红利 就业
　　
　　一、经济增长弹性分析
　　探究过去的经济增长原因，对寻求经济持续增长的道路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国内外都有很多讨论和看法，但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本文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
　　生产函数为
　　Y=F（K，L，R，Z，J）=KαLβRηZδJξ…（1）
　　其中Y 、K、L、R、Z、J分别代表国内总产出、资本形成、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制度因素和结构变量。其中分别用1978年不变价GDP表示总产出、用1978年不变价资本形成和劳动就业人数表示资本和劳动投入，高等教育毕业生数代表人力资本、用进出口额占GDP的百分比表示制度因素、用第一产业产出份额表示结构因素。在方程（1）两边取对数得：
　　Ln（y）=αln（K）+βln（L）+ηln（R）+δln（Z）+ξln（J）+ε…（2）
　　用来自06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到2005年的数据建立回归模型。用eviews软件得出回归方程为：
　　Log(gdp)=4.710331+0.337295Log(L)+0.281533Log(K)+0.200589Log(R)-0.772137Log(J)+0.246181 Log(Z)
　　R-squared=0.99752% Prob(F-statistic)= 0.000000
　　各回归系数统计量相当显著，拟合度也比较高。因为是涉及到多变量的线性回归，担心是否存在非平稳性问题。我们发现虽单个时间序列存在非平稳型问题，且都是一阶平整数列，但通过对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统计量显著，即拒绝是非平稳序列的假设，说明这几个变量符合协整关系。故可以充分相信回归系数的统计量及其显著程度。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1）弹性系数中劳动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最为敏感，其中劳动力每增加1%，总产出增加33%。这与劳动力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实是一致的。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人口大国，加上90年代实行的计划生育使得人口年龄结构提前转变，有研究发现，中国正享受最高的“人口红利“，16-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高达70%。并且这种比例在2013年将达到最高值。可见如果正确的利于”人口红利“优势，中国可望实现高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2）是资本投入，其中资本每增加1%，产出增加28%。可见资本作为生产的第二要素，也能从很大程度上带动经济增长。当然，如果作为资本比较稀缺的国家，如果要素价格没有被扭曲，那么要素成本比较高的情况下，即便产出对资本的弹性很强，利用成本收益分析，这种投入也并不一定可取。（3）人力资本对产出的增长贡献也不容忽视，人力资本每增加1%，带动经济增长20%。近年来，我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也在逐渐的增加，尤其时对高等教育的培养投入有大幅度的提高。未来长久的经济的增长还得靠人力资本来维持。要素总是有它的限度，即便对于中国这种人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很大程度上也要基于有利的人口结构。随着经济的日趋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只会增加，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来临，这种需求只有依靠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才能维持。（4）另外结构因素也相当重要，可以看出第一产业的产出份额越小，那么越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从国际实例来看，发达国家以及诸多的发展中国家，其第三产业的产出份额都很小。而中国的这种比例虽然有下降的趋势，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依然是最高的。而有专家研究发现正是由于第一产业中转移了大量劳动力，才使得中国的经济有显著的发展。但尽管如此，我国因为户籍制度的制约，城乡之间形成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机制，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依旧有一定的障碍，故进一步改善户籍管理制度，消除以户口识别身份的现象。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是政府应极力采取的措施。
　　
　　二、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以上分析了，各因素对产出的敏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判断我国经济增长的原因，需要计算得出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利用1978-2005年相关数据得出，结果如下：
　　
　　以贡献率为例：
　　从各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率来看，消费对产出的贡献率从1978到20世纪末期，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形势，同时也作为最大的贡献份额出现着。但到了20末到至今，资本投资的贡献率显著上升，而消费急剧下降，导致最终资本的贡献率远远大于消费，2003年达到最大，相差38.2%。这种格局的出现，当然有其历史和人为双重原因。
　　首先，20世纪末，国际上经历了最大的金融危机，使得大部分国家经济产生动荡，中国经济虽没有大幅度的波动，但同样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以及国民的不安。加上国内正处于经济转轨和体制变迁的最初阶段，大量工人下岗，没有收入来源。而社会保障体制、金融市场还尝不健全，居民的对未来的不确定因素增加，所以消费自然有明显下降趋势。
　　其次，政府从20世纪末以来，以大力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国际金融危机的存在、以及国内储蓄率的上升使得政府持续采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利率持续下降，即资本的价格被人为地扭曲。私人资本投资加上政府投资都有了一个前所未所的上涨，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取缔了消费，作为第一贡献率或者说推动力出现。
　　投资增长的趋势在这几年虽然有所改变，但一直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及主要因素存在。
　　
　　三、存在的社会问题及解决途径
　　但是中国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农村以及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经济增长的同时失业率的上升等。而这些问题又是关系到国际民生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大问题。
　　追究其原因大概可以总结如下：中国的消费和投资严重失衡，消费很低、投资过快，中国消费占GDP比重下降到50%以下，这种比例即便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比较少见的，消费的下降最终原因还要归因于人们收入水平的下降和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增加。一方面，随着我国从计划到市场机制的进一步转变，劳动力越来越多的依靠市场来配置。原国有企业冗余劳动力被推入市场，而这部分人多数是教育水平比较低，同时年龄比较大的老员工，所以这部分人的自然失业率也是最高的。另外新生劳动力也一时间适应不了劳动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同时廉价资本对劳动力的排挤作用，导致失业压力增大。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养老、医疗、基本生活没有得到保障，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增加，自然会使得消费率很低；其次，这种消费与投资的失衡，导致了收入多数被资本所有者获得，而资本所有者只占少数，所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短短五年的时间，劳动收入在GDP中占的比例从40%下降到25%。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与我国发展以“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意愿背道而驰的。这样的增长方式并不符合公平与效率的目的。要达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
　　首先，一个社会如果分配机制是公平的，那么分配结果也会带来社会的更加安定和谐，而这正是经济发展的最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