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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制造”路在何方:兼论滞涨威胁下的对外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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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4 11:58:2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难题,特别是对外贸易和汇率、外汇储备过多等问题。众多影响因素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威胁,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制造”难题。本文通过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不适合解释当前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一个存在技术进步的中美贸易虚构的模型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要保持中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制造”的顺利升级,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唯此才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牢固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关键词: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名义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深远发展——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所有企业当中占91%,收入占86%,利润占73%[1]。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条过度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当具备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时,又面临着一个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然而,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充满了抱怨和责难,形成了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即中国出口的产品以低端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未来与发展的因素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本文主要是对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制造”问题及宏观经济环境
  
  中国制造是依靠隐形的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所谓隐形的优惠政策指的就是资源要素价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的价格。因此在这样一个价格扭曲的环境下,中国实际上是把大量补贴给了外国的商人和消费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挣了一点微薄的利润。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对已经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提升、物流费用增加,令原本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中国制造优势不再明显。随着成本的提升,本处在微笑曲线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形式更加严峻。因此,中国制造这样的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宏观层面上面临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巨大考验,导致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与“中国制造”问题相关的是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难题:第一,是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关总署宣布贸易顺差规模已明显缩小,6月份出口增速从5月份的28.1%放缓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2]。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出口优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汇储备。1998年至今外汇储备上涨了11倍,达到18088亿美元。2004-2007年,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亿美元。受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的财务危机的影响,中国持有其债券达3,760亿美元可能会受其影响而对外汇储备资产造成较大损失。巨额贸易盈余投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促进了美国居民生活水准。第三,是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三年多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超过21%;仅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先后54次创出新高,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7%。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使“中国制造”更为艰难。因此,人民币是否继续快速升值疑虑重重。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业自身发展,二是要靠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和经济滞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面临艰难选择。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一个并非虚构的例子
  
  目前,“要素禀赋论”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论的扩展,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注:关于“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劳动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资本要素(如货币资本)在国际间是可以流动的,因此这种假设缺乏现实性。)
  ,然后通过根据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代替要素流动,从而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配置。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各国要素禀赋实行专业化并采用自由贸易,则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且各国的工资率将趋于均等。按照“要素禀赋理论”,战后发展中国家采用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实行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要素价格均等化,而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按照这种“要素禀赋论”实践的结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和原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断疲软的情况下,过多的外汇储备遭受贸易损失。
  造成这种新古典贸易理论严重问题是微观与宏
  观的脱节。因此,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信条无法与宏观经济政策衔接。新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两个根本缺陷:第一,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并不能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例如,国际资本的流动显然是货币的流动而非机器或土地的流动;国际贸易也不是物物交换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直接联系资本的流动,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直接相关;我国的外汇储备非实物而是与美国的利率、汇率以及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的。因此,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联系到货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货币是面纱;第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没有主权国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主权国家的性质。它设计的是一个没有关税的最优贸易模型,而且这种关税并不是开放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赖于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如对技术输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3]。主权国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国际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实际上是当存在着各国间不同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经常账户的货币流动和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动,各国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美国与中国贸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正如“要素禀赋理论”所讲的,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而美国则应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飞机,之后通过贸易使两国得到互惠。假设中国和美国在服装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相同,如生产一件服装需要1单位的劳动;美国生产一架飞机需要 100单位的劳动,中国则需要 1000 单位的劳动。因此,美国把劳动都用于生产飞机,中国的全部劳动力则生产服装。显然,在 1 架飞机交换 100 ~ 1000 件服装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两个国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换比例或者贸易条件对两国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确定交换比例还要确定服装与飞机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关的是收入水平或名义GDP。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或者不能确定收入水平和汇率时是无法讨论供求的。我们可以假设随着交换的进行,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动,最终飞机和服装会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进行导致两国工资率趋近。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说明的,但前提必须是两国有相同的相对价格。现在,我们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出现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假设,美国除了生产飞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如计算机。美国将把从服装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用于生产计算机,同时把用飞机与服装交换来的高收入用于购买计算机,即计算机比服装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对中国来说,飞机比服装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因此当中国从贸易中获得更高收入时将对飞机产生更大的需求,这样就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和两国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逐渐拉大。这个例子并不是虚构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无法提高技术水平,则将遭受严重的贸易损失。在人民币汇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时期,中国出口了低附加值产品,甚至是矿产原料,虽然赚取了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是当前资源日益受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源以比之前高出数倍的价格再出口到中国。因此,支配国际贸易的不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源禀赋而是技术上的竞争;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必须使本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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