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在华ＦＤＩ的区位选择及对中部引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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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中国经济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外商直接投资(FDI，Foreign Direct In－veslment)的出现和快速发展。目前，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中部六省所占的比重却仍然很低，大部分的外商直接投资还是流向了东部。在对FDI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的分析基础上，论证了中部地区所具有的优势，从而得到关于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引资方案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FDI；区位选择；中部地区；启示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世界都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随着逐步放宽的政策限制。各种约束和壁垒的减少，显著改善了的投资环境，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中国所具有的潜力巨大和快速成长起来的国内市场等等，这些都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对FDI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08年前5个月外商直接投资(FDI)总额达到427.8亿美元，较上年同期上升了55％。然而，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也在引资增多中日益显露出来。由于中国对外开放是由沿海地区逐步向内陆地区推进的，加之地区投资环境的差异，FDI在东部地区大量聚集，并由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部地区还不能简单照搬东部地区的引资策略，而要根据自己的不同优势，制定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战略。
　　
　　二、FDI区位选择理论和影响因素简析
　　
　　自海默(1960)在理论上开创了以FDI为研究领域以来，FDI的区域选择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不同的研究角度也形成了不同的学派观点。区位理论学派认为，FDI倾向于流向那些靠近原材料、市场容量大、劳动力丰富和产业集聚的区域。国际贸易学派强调的是区位要素禀赋的影响，他们认为，FDI一般会在技术偏好和资源察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流动，从具有垄断优势企业所在国流向贸易壁垒高丹直接投资壁垒低的国家。产业组织理论学派则认为，FDI流向的是具有不同投资环境和市场结构差异很大的国家。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John H.Dunning)在借鉴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贝克尔一卡森的内部优势理论和沃宁的区位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现在在国际投资区位理论上仍占主流思想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他认为，一个企业只有同时拥有了下面三种优势，就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1)所有权优势(Ownership advantage)，指企业所拥有的相对于国外企业的特定优势，并且这些优势是排他性的和可进行跨国界转移的。(2)区位优势(Location advantage)，指可供投资的地区在某些方面比较优越。(3)内部化优势(Internal advantage)，指企业在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其资产或所有权内部化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就是邓宁的OLI理论。这三大优势的不同组合也决定了企业进行国际市场的投资模式，决定了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和地理分布。
　　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使得FDI的聚集效应再次得到人们的关注。他认为，聚集效应的关键是规模经济，特别是外部规模经济；聚集能导致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平均成本下降，进而产生递增的规模效应：FDI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受到特定区位的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地区的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到的外商就会更倾向于投资该区域(许罗丹、谭卫红，2003)。
　　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分析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魏后凯等(2002)用1992和1996年的数据，对中国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力度在不断加强，而其他的因素如资金配套能力、经济开放度、地理位置等的影响力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减弱。刘荣添、林峰(2005)利用1986－2003年的数据，对我国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差异因素进行PanelData同归分析。他们认为，在这一阶段中影响中国这三个地区FDI的因素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杨晓明、田澎、高园(2005)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了1995－2002年中国178个城市的FDI的区位选择因素，并对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中西部的选择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这四个主要地区的FDI选择模式各有不同，表现在：聚集效应在环渤海地区不明显；教育水平在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影响显著，但在珠三角和中西部地区影响不显著；工资成本已经开始对长三角地区的外资分布产生影响，但在其他地区不显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我国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点：
　　(一)政策因素。为了减少对外投资时的风险，外商最先考察的往往是东道国的优惠政策。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在东部沿海地区建立经济特区，并且直到20世纪90年代，外贸的优惠政策一直都是向东部倾斜的，这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东部在FDI的领先优势。不过，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并制定出一系列有利于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外资也开始“北上”和“西进”。可以说，随着FDI的发展和引资体系的成熟，政策因素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不显著。而2008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意味着我国吸引外资将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很多人认为，“两税合一”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外资的流入，但笔者认为，未来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吸收外资的规模，而且要更注重提高吸收外资的质量，更注重吸收外商投资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作用与影响。可以说，这一政策的出台为将来引资指明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二)市场因素。一个地区的市场规模一般是由GDP(包括GDP总量和人均GDP)来衡量的。最初的外商投资看重的是中国丰富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但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升，消费者购买能力大为攀升，中国已被FDI视为极有作为的市场。研究表明，市场规模或经济发展水平与FDI流入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对华进行投资时很看重当地的消费能力与投资吸收能力，良好的经济基础对大规模吸引FDI有很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接近市场的投资不仅可以减少因为运输产生的成本，减少了寻造市场的成本，还能及时得到市场的反馈信息，从而及时变更经营策略，能够及时生产出更适合本地区的产品，获得更多收益，建立品牌进而更快的收回投资成本。这种加快资金周转形成的效益对外商来说也是一个吸引。
　　(三)成本因素。可以说，成本最小化是外商投资选择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6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94445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039.74亿美元。在累积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农林牧渔业占不到3％，制造业占71％，服务业占约26％，可以看到中国大量的外资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特别是具有较强的劳动密集度的产业。跨国公司之所以纷纷到中国直接建厂投资，丰富而较为廉价的劳动力成为很重要的原因。同时，由于外商在投资初期对东道国的政策、市场情况等并不熟悉，这就形成一定的交易成本。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早，市场经济体系相对于其他地区比较完善，这也成为东部地区一直能保持较高的外资增长率的重要原因。另一个是土地成本，东部地区开发较早，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成本不断攀升，这对FDI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