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中国产业集聚发展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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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多数产业集聚还是靠低成本来获取竞争优势，这种低成本一方面是通过集聚本身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及外部经济获得，另一方面，亦是通过廉价劳动力、便宜土地供给、宽松税收政策及低环境保护成本等因素形成，但是靠消耗廉价要素和环境谋求经济发展并不是长远政策。从国际贸易环境看，新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体现在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技术壁垒等方面，由于相当多的产品是主要面向国际市场，这些新的政策贸易环境给中国的产业集聚带来挑战，本文试图对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通过对其发展特征、效应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今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成本追逐型、外源型集聚模式
　　
　　外源型产业集聚主要是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利用政策和区位优势，引进三资企业而形成，广东的产业集聚展便是其中的例子。
　　(一)外源型产业集群的特征和效应
　　外源型产业集群具有“两头在外”的特征，产品销售基本以国际市场为主，例如石碣生产的110种电子产品中，有8种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东莞大岭山镇台商家具业集群号称亚太地区最大家具生产基地，但国内知名度却不高，主要是因为该集群产品基本出口，不在内地销售。外源型产业集聚由境外企业转移加工制造环节而形成，以OEM为主要业务，企业的研发、销售等战略环节基本留在境外，产业链并不完整，产业价值链缺乏战略环节，整体处于低端层次。例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拥有3000多家相关企业，但拥有研发机构的却凤毛麟角，东莞能够生产一台计算机95％的配件，却无法生产具有核心技术的关键组件CPU。规模生产并没有带来高额利润，如东莞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一般只赚取5％的加工费。产品品牌基本属于外资企业，难以形成自主品牌。
　　外源型集群虽然属于嵌入式集群，但嵌入行为主要是基于降低成本和获取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的联系相对松散，嵌入程度有限，产业关联度较低，企业间缺乏紧密的分工协作体系，相互依赖程度小，台商、港商、日商等各自形成自己的社会协作网络和人际交往圈子，彼此间及与当地社会之间存在一定的文化隔阂，集群内的龙头企业向外转移，往往也会导致为其配套生产的一批中小企业随之迁走。
　　外源型企业虽然地区根植性不及内源型产业集聚强，但却起了母细胞效应，其效应便像硅谷的仙童半导体公司，硅谷之内的七十余家专门从事半导体技术的企业中，约有一半是从仙童直接或间接衍生出来的，母细胞效应对区域经济的起飞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快速带动当地经济。对于经济基础薄弱的地区，自发式的产业集群发展进程往往非常缓慢，而引进外源型产业集群，寻求嵌入式发展是可供选择的一条重要快捷方式；二是促进技术进步及转变观念。借助外部力量，扩大利用外资，不仅解决资本不足的问题，同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扩大，对于转变观念和企业经营机制，对于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三是在地理区位上，集群多产生于城市边缘地区或乡镇，在城市化过程中，很多产业集群所在地成为城市中心区的重要组成部份；四是在经济上，产业集群现已成为很多地区加快经济发展、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财政收入的重要载体。
　　在市场竞争上，产业集群已成为当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虽然在产业单项竞争上，广东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但凭借产业集群带来的整体竞争优势，广东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工艺陶瓷等产业正逐渐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力量。美国《纽约时报》在深入研究珠江三角洲地区传统产业在生产成本上涨后，为何产品还能统治国际市场时，曾指出，这些地区的制胜之道在于强大的配套优势，这是越南、印度等更低成本国家目前难以达到的。
　　(二)外源型产业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外源型产业集聚的发展主要是靠台湾及港商企业，虽然有亲缘、乡缘等社会关系网络，但不同的制度环境及技术水平往往妨碍了企业家之间的沟通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一是外商制造业采购非本地化，大部分原料仍然靠进口，外源型集群与当地相关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效应不太强，例如台商到大陆投资后，仍然与台湾的原材料、设备供货商等上下游企业以及其他支撑体系保持着相当紧密的供货商——生产——贸易商的网络联系；二是外源型集群很多时是所谓“复制群居链”，一些有着产业联系的上下游生产企业一窝蜂地相继前来办厂，以维持原来的生产联系。如制鞋业，台湾的制鞋商、原材料供货商、包装商、机器维修店以及外包厂商在广东形成了一个新的企业网络。“群居链”复制过来后，与当地的交流就少了，因为它们可以不依赖当地的供货商网络。而这种“群居链”又是可以到处流动的，这容易造成当地经济的空洞化；三是外源型集聚的技术溢出不明显，港资及台资企业在大陆多以独资形式出现，为保护先进技术，外资企业往往竭力避免核心技术过快外溢，例如一般情况下核心技术是在台湾研究开发，然后直接移植到大陆进行生产，它们的技术创新与改造仅与台湾母公司发生纵向联系，而不与当地同行发生横向联系，仅仅将部分技术单项、分散地传给中方技术人员。因此外源型集聚比较难植根于当地。
　　
　　二、地区自发型集聚模式
　　
　　地区自发型产业集聚，可以说是自发形成的一种产业集聚，这在浙江一带的产业模块最为常见。
　　(一)自发产业集聚模式形成过程
　　浙江历史上是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城市，唐朝便开始与日本通商，北宋时被辟为对外贸易口岸，因此在商业发展的历史上形成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儒家文化的商业文化，构成特有的文化遗传基因。对外贸易口岸及航海的传统，不仅有利于发展工商实业、海外贸易和运轮业，更重要是孕育了浙江人敢于冒险和善于应变的企业家精神特征，这是农民的创业精神和初期资本积累转化为发展产业集群的动力。
　　浙江传统上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地区，由于可耕种土地不多，为了生存，当地手工业得到发展，编织、弹棉、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出现了一代代能工巧匠，产业集群就是在这种富含工商素养的历史和文化土壤中萌生发展的，利用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发挥会经商、肯钻研、善模仿的优势，逐步形成了有鲜明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早期的工业大多孵化于家庭，工人或小业主分散在自己的家里，按照中间商的定货要求生产所需产品，渐渐由分散的手工工场，孕育出集中的手工工场，之后形成集体企业。
　　促成工业化快速起步的因素，一是大量劳动力的出现，这些农村劳动力必须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产业，例如温州“人耕三分地”意味着乡村存在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因而大批劳动力成为家庭工业的支柱；二是庞大销售网络的形成，将日用小商品与全国市场联结起来，温州大批劳动力出外经商，迅速形成一个销售大军，将温州农村的劳动力与国内市场联系起来便是一个例子。
　　(二)自发型产业集聚的特色
　　首先，自发型产业集聚模式一般是由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中小企业集聚而成，集群中的企业通过高度专业化分工或转包结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生产关系；其次，大部分企业都是本地自发产生的企业，地区植根性强，人们虽然在不同企业里工作，但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各企业不论其规模大小，不论处在哪个生产环节，都相对独立，没有支配与依附的关系，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区域性生产体系；第三，自发型的产业集群，主要是生产小商品，小商品生产成本低，经营风险相对较少，适合中小企业，而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要求不高，工序相对简单，适合个体私营生产，最重要是小商品都是日用消费品，市场大，利润高，如一个纽扣，成本2分，可卖1毛，正是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商品，汇集成高额产出，支撑起整个地区经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很多自发性产业集群都是在家族团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向外扩散的。以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文网络是产业集群的无形精神脉络，尤其在产业群落成初期，这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有的集群几乎百分之百是同一家族，因而使企业间的协作及信任得以加强，促使中小企业有效掌握商机、降低风险，遇到困难时能共度难关，在生产、技术及市场三种结构都不太稳定的大环境里，这种家族团体的产业集群更具灵活应变能力，往往既具弹性又富效率，使小企业拥有顽强的竞争能力。
　　(三)自发型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自发型产业集群由于是地区自身发展而成，因此开辟了一条促进农民迅速脱贫的道路。由1978年至2000年，温州市的GDP从13.21亿元增至825亿元，工业总产值从11.12亿元增至1807亿元，财政收入由1.35亿元增至73.9亿元，外贸出口由无到有，1999年出口总额达到8.23亿元。改革以前，温州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比较困难，11个县(市、区)中就有3个贫困县，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通过发展特色产业集群，各县、乡、镇经济实力显着增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1981年的423元和270元提高到2000年的12051元和4298元，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自发型产业集群的另一个作用是促进农村工业化进程。浙江特色产业集群的发展，以小企业、家庭工业为主，技术含量不高，吸纳了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促进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变。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的特色产业，带动了相关产业及交通、服务等设施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向农村小城镇集聚，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苍南县龙港从一个小渔村崛起成为一个拥用15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便是一个例子。
　　但自发型产业集群的主要缺点在于它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发展，较难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力不强、国际视野不足，面对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环境很不利，像这一次的金融海啸，如果本地企业缺乏国际触角、缺乏对国际市场的认识、缺乏应变能力，便很容易使区域经济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