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中国模式”创造

6070032

　　　　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的总结，一定会触及中国经济成功是否创造了一种发展模式的问题。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演进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成功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并建筑在一种多层次、全方位竞争格局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不同，也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模式有所区别。因此得出结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即“中国模式”。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造；“中国模式”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已进入“而立之年”。这一标志成熟的年份，引起人们许多的反思，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三十年改革的巨大成就到底得益于怎样的因素?2008年初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光华新年论坛，其主题就是“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和展望”。两位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有过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和吴敬琏，对改革三十年的得失做了评价。谈到改革的成就，厉以宁选择的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民营经济发展；而吴敬琏选择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二三中全会后全面改革、十五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两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谈的都是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问题。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在上述论坛中谈到的，中国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创新。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1978年划了一个分界线?其主要的区别就是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在不断的改革中，制度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创新过程。回顾这段制度创新的历程，中国改革的制度创新实现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既不同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改革的制度变迁应该是一个制度创造的过程，其结果是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中国模式”。本文拟深入地分析这一制度创造的历程，并对这种制度创造加以评价。
　　
　　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初步探索对制度创造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为适应迅速工业化战略、更由于长期落后挨打凝结的改变民族命运的期盼，我们选择了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除了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要求外，它具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在经济资源相对缺少的情况下，能够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因此，必须改变一种认识，既然计划经济体制是我们改革的对象，那么我们在开始为什么还要建立这样一种体制，或者这种体制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建立?只要认真地了解一下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并且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时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那么选择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错。如此，为什么在后来要对这种体制加以改革?这确实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其实，只要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进程中，那么，这个问题是容易理解的。概括地讲，后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没在经历了初步探索后，由于历史条件的改变而提出的一种新要求。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体制基本建立，从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资料表明，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得中国从建国初一个农业占绝对比例的典型农业国变成了具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国家，到1958年，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就超过了第一产业。另外，我们在这种体制下还办成了那些非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同发展程度无法想象的大事，如“两弹一星”等。在此，我们必须改变一种认识，即当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时，人们不惜赞美的辞令，而谈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发展时，就感觉是一片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偏见，表明对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不过，对于中国建国初期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这种体制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缺乏持续的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都表现得非常高效，是由于这个时期能够提供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基础条件。首先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集中资源，而生产资料的国家占有可以为这种集中提供坚实的基础；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人们富有集体主义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建国初很容易由人们高涨的政治热情转化而成；最后是计划经济体制需要尽可能地完备信息，而这一点在建国初期相对简单的经济结构状况下比较容易得到满足。因此，中国建国之初较好的经济表现，是因为当时的一些特殊条件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相对最优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然而，进一步分析这些满足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条件，我们会发现，它们都随经济发展而变得无法持续。国有经济垄断资源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进而使本来并不丰富的资源变得更加紧缺，从而使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资源的效应越来越小。而人们的政治热情是难以长期保持的，因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失去了一种有效的支撑。至于完备的信息随经济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结构也难以获得。正是随经济发展而丧失了这些基础条件，计划经济体制才变得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因此成为中国谋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既然必须改革经济体制，那么这种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实现经济发展对经济体制改革提出的要求是什么?这些都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或制度创新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建国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短时间里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重要的基础。但实现经济持续发展必需的，有效地利用稀缺的资源、最大程度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培育高效的竞争机制等要求，是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的。因此，实现制度创新就是要尽可能地来满足这些要求，而这也正是制度创新的目标。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模式”创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具有很大的自发成分，因为在当时，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遇到比较大的经济困难、都具有强烈的变革冲动。因此，中国的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展开，几乎在同时一些国有企业也在尝试着放权让利的改革。即使是政府，虽然也意识到改革的必然性，但是心理却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因此用一个非常形象的用语表达当时的心境，即“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的情形，造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体现为一个自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自发过程创造了一种“中国模式”。
　　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要改变过去的经济制度，但是，最终建立一个怎样的制度，这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而确立怎样的目标，可以复制成熟且被经验证明有效的模式，也可以创造一种新模式。就经济体制来说，标准的类型只有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很容易让人们想到市场经济体制可以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事实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就把目标锁定在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上。这种改革目标又被西方经济学家们概括为“华盛顿共识”。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森在一个会议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用以反映美国所实行的经济制度及其价值观。他认为这种经济制度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蓝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赋予“共识”特性。具体说来，“华盛顿共识”是指以新自由主义为价值观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以及辅之以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的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背景及其“理论优势”，很快被一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改革自身体制的目标模式。但实际的效果与预期之间相差很大。那些积极践行“华盛顿共识”的南美国家，其结果是贫富差距严重拉大，债台高筑，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社会和政治动乱不断。而那些主动邀请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其设计改革模式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迎来经济的迅速振兴，相反，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矛盾的现实，引起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深刻反思，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讲的，“华盛顿共识”太过迷信市场原教旨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命运，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由此让人想到，以改造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的“东亚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与陷入经济困境的非洲各国及俄罗斯、东欧各国等体制转型国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亚地区各国(地区)成为世界的增长中心。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的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其后20世纪70年代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NIES)的发展，受到了全世界的注目。这些国家和地区尽管改革程度与方法有所不同，但政府通过财政和金融及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对市场进行积极干预这一点则是共同的。而且，其中不少国家(地区)采取的并不是民主主义，而是被称之为“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1993年9月世界银行发表了题为“东亚奇迹”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依据东亚地区的成功经验，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见解不同，对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给予了正面的评价。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及体制转型国家共同的市场不发达的阶段，政府应当发挥适当的职能的见解得到广泛的支持，政府主导的开放政策则被称为“东亚模式”。
　　如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到底要建立怎样的模式?从目前改革的结果来看，中国的改革既没有遵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也不完全等同于“东亚模式”。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建立了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模式，笔者把它称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且却有着不同于“华盛顿共识”和“东亚模式”的许多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