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调整和转型: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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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在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外部需求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恢复的情况下，如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提高最终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产能过剩压力加大、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和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条件下，如何提升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解决这些重大课题，最根本的是要推动经济战略性转型，加快增长模式战略性转变、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体制改革战略性突破，从而为我国经济社会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后金融危机 经济战略性转型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
　　
　　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形成巨大的冲击，标志着中国经济新一轮调整和转型的开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周期性回调2007年下半年就已经显现，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经济增长率就逐季下降，表明经济的周期性回调要早于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就已经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投资增长偏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顺差过大等问题突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外部需求的急剧收缩通过出口关联部门，从下游的加工贸易制造部门延伸到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部门，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形成直接冲击。国内股市和房市迅速降温引发以房地产业为龙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通过房地产关联部门，影响到钢铁、石化、建材、有色等重化工业部门，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经济下滑深度，使我国面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如此之大，从表层上说是由于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出口大幅下降，并造成国内工业生产快速回落和就业下降，但深层原因是主要即有经济增长模式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不仅表现在需求结构上，内需和外需增长不平衡，投资与消费关系不协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而且也表现在供给结构上，低附加值产业比重过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偏低。这些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也必须通过新一轮调整和转型逐步加以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进程。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两个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如果说危机前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全球经济繁荣和市场扩张，还可以使我们依靠扩大出口来平衡迅速扩张的生产能力的话，那么，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经济深度调整和市场收缩，已经使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下降；以往在经济规模和能源资源消耗总量相对不大的情况下，依靠低成本资源和要素的高强度投入可以支撑高速增长的话，那么随着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供需平衡条件的变化，原有的低成本优势将持续减弱，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将不断加剧。因此，继续依靠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空间将越来越小，路子将越走越窄。
　　今后一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不仅因为国际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而且过去30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将发生新的变化，面临的挑战日趋复杂和严峻。新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既要化解过去高增长时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也要为经济复苏后我国经济迈上新台阶，实现更长期、更健康、更可持续的发展创造条件，这也意味着这一轮经济调整和转型所要完成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艰巨。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终结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较快增长的态势，引发全球经济的深度调整，将使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广泛而深刻变化，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及其主要特征
　　1、经济全球化将在曲折中发展。进入本世纪以来，以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东业、拉美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经济体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依靠全球分工体系深化带动的“斯密增长”，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次金融危机标志着全球化由高潮期转向低潮期。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多哈回合”进程取得重大突破的难度加大，各国对金融市场的开放也会更加谨慎，经济全球化进程可能会放慢脚步，但金融危机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深化发展的大趋势，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建设，重构全球金融体系，仍将是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不可逆转，但发展进程将更加曲折复杂。
　　2、催生新科技革命因素增多。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在网络股泡沫破灭后缺乏引领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新科技革命不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便难以重现上世纪90年代依靠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熊彼特增长”。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依靠科技创新培育新的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增长模式，是摆脱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世界主要国家推行“绿色新政”，把发展绿色能源作为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掀起了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很可能成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动力。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正在成为国际竞争的制高点，各国在绿色能源科技领域竞争更加激烈。
　　3、全球失衡进人再平衡调整期。全球经济失衡是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接近极限而出现的一次强制性调整，势必推动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rebalance)调整过程。发达国家提高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将使国际进口市场出现萎缩，而发展中国家将因外部市场收缩而被迫扩大内部需求。对东亚出口导向型国家而言，发达国家进口市场萎缩和全球贸易减速，出口增速将持续下降，而短期内很难找到转移出口的新增长点；对石油输出国而言，发达国家经济衰退对石油需求下降，经常项目顺差和进口需求将大幅减少。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不仅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负债消费型增长模式的调整，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过剩生产型增长模式也将面临再调整过程。
　　4、世界经济增速将在调整中恢复增长。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虽然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相继采取了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和经济刺激措施。，但世界经济复苏将是一个曲折而缓慢的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世界经济今年将出现战后最严重的衰退，预计下降1.4％，2010年世界经济将有望出现2.5％的增长，其中发达国家有望实现O.6％的微弱增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增长4.7％。从发展前景看，世界经济复苏将是曲折、缓慢和复杂的过程，金融机构处置大量不良资产和实现资产负债表的平衡需要持续数年，新经济增长点短期内难以成为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加大了复苏的复杂性。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将在调整中恢复增长，年均增速为3％左右，明显低于危机前五年接近5％的增速。
　　5、全球治理问题更加凸显。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以G20伦敦峰会为标志，加快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进程拉开序幕，在强化金融监管、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等方面将展开一系列调整。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气候变化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国际金融体系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的凸显，既为增加我国在重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提供了战略性机遇，也将面临发达国家利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制约我国发展的更大压力。
　　(二)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对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影响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经济”。全球经济深度调整使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是全球经济深度调整加大了我国经济减速压力，也增大了我国经济调整和转型的动力。过去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1年的38.5％上升到2007年的64.8％，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贸依存度有所下降，仍保持在60％左右。这次金融危机引发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多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并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等产生广泛影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各种限制措施明显增加，我国稳定出口市场和份额难度明显加大；全球失衡再平衡调整，使外部需求收缩幅度加大、持续时间拉长。这些都表明，继续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不仅对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具有现实紧迫性，而且对迎接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后可能带来的新挑战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二是绿色能源革命使我国科技发展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也增大了我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市场空间。为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走“绿色复苏”之路，发达国家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技术战略制高点，在率先推进信息技术革命和发展知识经济后，又掀起发展绿色能源和低碳经济的热潮。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条件相对落后，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大，绿色科技革命使我国在信息技术扩散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要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严峻挑战，在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就将面临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同时，我国经过多年发展，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今非昔比，如果应对得当，抓住机遇，实现技术突破，就可以在绿色能源市场领域争取到新的更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