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农民进城动力的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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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仅为30%左右，明显滞后于化的，制约了我国工业化、化进程，必须加快城镇化发展。根据国际经验，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有利时机，而农民进城又是城镇化的实质和关键，本文运用学模型并结合制度背景，了当前农民进城动力不足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关键词：农民； 进城；  动力；   经济人

城镇化总是伴随着工业化，是工业化演进过程中生产力不断提高的结果和动因，二者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此，城镇化水平常常被看成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进步状况的重要指标。它一般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着以城市工业为主的现代部门和以农业为主的传统部门的比较利益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人口必将逐步地、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和集中。这个变农民为市民的过程即为城镇化水平提高的过程，它不仅有利于经济结构的全面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利于拓宽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而且对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良性循环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经典城乡人口迁移模型的建立和创新
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和集中的过程。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人口的流动模式，论证了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基于若干假设前提的不合理性和重工轻农的政策结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个模式被逐渐兴起的托达罗模式所取代。  
托达罗了发展家的人口流动，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和城市失业同步增长的矛盾现实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并认为人口流动是城乡预期收入的差异造成的。概括地说，托达罗模式涵盖了以下几点：第一，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来源于迁移者对比较收益与成本的合理经济考虑，这种考虑还包括心理因素。第二，是预期的而非现实的城乡工资差异使人们作出移入城市的决策。这种预期的差异主要包括两个因素：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而就业概率的大小又由城市失业率的高低和城市新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来决定。如果城市的工资为农村工资的一倍，那么只要城市失业率不超过50%，农村劳动力就会不断地向城市流动。第三，农村劳动力获得城市工作机会的概率和城市的失业率成反比。第四，人口流动率超过城市工作机会的增长率，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城乡预期工资差异很大的条件下，情况必然如此。托达罗不仅突破了在解释城乡人口流动原因上的传统局限，而且提倡要发展农村经济，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赞同。但托达罗模式只注重预期收入差异的动因却忽视了风险的和制度因素的制约。因此，本文试图以托达罗模式为依据，结合迁移风险和制度背景的考虑，建立在不同行为方案下的农民收益函数表（如表1）①
假设农民在决定是否进城时，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为αj(j=1,2,3,4),其中，α1表示不进城，单纯务农；α2表示受雇于人，完全务工；α3表示忙时务农、闲时务工；α4表示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即进城创业。设其行动空间为A，则A=｛α1，α2，α3，α4｝。  
假设农业劳动力进城工作的结果为Pi(i=1,2)，其中顺利就业或创业的概率为P1=P，找不到工作或经营失败的概率为P2=1-P。假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态空间为Q，则Q=｛P，1-P｝。
假设农民采取兼业状态时务农所占时间的比率为t，务工所占时间为1-t。设务农收入为y1,务工收入为y2，从事个体经营活动收入为y3。一般情况下y2、y3 ≥y1。
设农民的收益函数为V i j，V i j = V(Pi, αj)，该函数表示农民采取行动方案为α j，进城求业或创业的结果为Pi时的收益，设c为迁移成本，k为个体经营成本。
表1   不同行动方案下的农民收益函数表
可见，农民进城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作出何种行为选择，取决于每个决策者自身的知识和文化素质、经营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
二、在假定模型下农民进城的决策分析
农民是理性的，讲究实际的“经济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W·舒尔茨指出的：“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是进行的经济人。在他们小的、个人的、分配资源的领域中，他们是微调家，调谐做得如此微妙以致许多专家未能看出他们如何有效率。”农民进城的动力有别于城镇化推进的动力，后者是由工业化、市场化的程度决定的，而前者则完全来自于农民对自身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一般来说，预期收益与成本的比值越大，农民进城的动力就越强；反之，这个比值越小，农民就越不愿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