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农民增收需打破制度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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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的增收及就业形势仍然较为严峻，农民增收缓慢存在着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只有积极、稳妥地推进各项制度改革，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土地制度的完善与稳定，加快农村人口的转移，扩大非农就业，完善农村的财政、、税收和服务体系，切实增加农民的各项收入。
　　
　　农民增收及就业形势相当严峻
　　
　　目前我国农民增收及就业形势相当严峻，首先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从１９９７年以来放缓，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１９９６年，农民人均年收入增长９％，１９９７年增长４．６％，此后一直下滑，到２０００年时，增长率仅为２．１％，今年估计也只有４％左右。
　　
　　其次是农民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产业，而来自农业的收入在下滑。１９９８年，农民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比１９９７年减少了３０多元，１９９９年又比１９９８年减少了５０多元，２０００年再度减少了４０多元，２００１年虽有所回升，但４年合计，来自农业的人均收入仍减少了１０２元，相当于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比１９９７年减少了８％。
　　
　　三是纯农户的收入在减少，农户与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正逐步扩大，而区域化差距则更为明显。上海的农户，人均年收入可达６０００元，而甘肃与贵州的农户人均年收入仅有１５００元左右。   
　　
　　四是农村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步扩大。２００１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６８６０元，比上年增长８．５％，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２３６６元，比上年增长４．２％，两者的收入比为２．９∶１，而在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前，两者的收入比仅为２．５７∶１。今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１７．５％，而农民的现金收入仅增长了５．９％，到今年年底，两者之间的收入比有可能突破３∶１，而且这种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
　　
　　另一方面，农村人口转移面临巨大压力，非农就业困难，农业就业人员仍在进一步增加。２００１年，我国纯农业就业人员达３．２５亿人，比改革开放前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４０００万人，同时，我国乡镇的就业人数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１年的５年间一直徘徊在１．３亿人左右，没能更多地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六大制度因素阻碍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缓慢，除了受农产品市场制约，以及非农就业困难加大等表层原因制约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的制约。其中最根本的制度障碍是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分割，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的加大。　　
　　
　　我国目前人均ＧＤＰ仅有９００美元，但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农产品市场制约，其根本原因就是城镇消费群体比重太小，增长缓慢。全国６０％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却只有３０％多的人通过购买来消费农产品，这是过早出现农产品市场约束的基本原因，因此迫切需要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和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拓展城镇消费群体。   
　　
　　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有两个支点，一是大城市的，二是小城镇的建设，这其中又以农民的自由流动为纽带。然而，在大量农民自发流向城镇的过程中，许多外来民工却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许多城市对外来人口仍然采取歧视政策和限制性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
　　
　　据有关部门统计，２００１年外出务工３个月以上的农民有８８００多万人。据调查，有超过８０％的民工在城里承担着脏、苦、险、差的工作，但他们在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却又不得不面对低收入、高消费的巨大压力。绝大多数农民在城里难以扎根，不得不成为候鸟式的“迁徙人”或“城市边缘人”。
　　
　　有资料显示，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已多达１亿３千多万人，这不仅是个发展的，也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城市政府应当善待进城农民，至少不能设置一大堆针对农民的限制性政策，应当将中央提出的“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政策落到实处。如果能为进城的农民设身处地的多考虑一些，为他们多提供一些方便和帮助，农民资金积累的速度会快一些，的城镇化速度也会快一些。
　　
　　其次是我国目前的财政体制和税收制度难以适应当前农村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要求。  

　　
　　目前我国对农业的财政开支比例相对偏低，每年对农业的投资及对农村各项经济社会事业的支持资金仅为2000亿元左右，不到1.88万亿元财政总开支的11％，如果扣除农民每年所缴纳的1200亿元税、费，净投入仅有800亿元左右，相对于有8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投入明显偏低，而其后果是导致农业和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针对农村的税、费设置也急需调整。目前，农户直接承担的主要有农业税、特产税和屠宰税三大税种，税收总额约为380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总收入1.63万亿元（2001年）的2.3％。有的税种是否还需要再设下去值得探讨，政府一方面通过税收把钱收上来，另一方面又通过转移支付把钱发下去，不管是税收成本还是运作成本都很高，这就需要进一步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税、费，进一步深化和推广农村的税费改革，而且推广的速度可以更快一些。
　　
　　农民承担过重的义务费用，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大因素。全国接受义务教育总人数约为1.9亿人，有70％在农村，县乡两级政府要负担近70％的义务教育开支，许多乡镇光负担教师工资就占其财政总开支的60％以上。与此同时，县乡两级政府财政供养人员占到了全国的71％，但其财政收入却只有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负担相当沉重。  

　　
　　基层政府沉重的财政压力，使减轻农民负担与确保基层政府正常运转、确保义务教育正常开展存在着事实上的矛盾，要逐步缓解这一矛盾，需要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及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入手，可以考虑将义务教育纳入政府财政开支预算以及实行向农村、向农民倾斜的财政与税收制度。
　　
　　现在最大的问题并不是缺钱，关键是要看制度怎么倾斜，在城里少做一点锦上添花的事，就能在农村多做许多雪中送炭的事。
　　
　　第三是金融制度的缺陷制约了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资金短缺的矛盾非常突出。2001年，我国贷款余额为11.2万亿元，其中农业贷款仅为5700亿元，占5.1％；乡镇企业贷款为6400亿元，占5.8％；即使加上农业发展银行收购农产品的与农业有关的贷款也仅占全国贷款余额的17％。
　　
　　农村资金的短缺说到底还是制度问题，与金融制度的倾斜方向有关。
　　
　　目前的贷款资金流向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现象，一是大量资金流向了一些没有资本金的企业，也就是流向了一些没有“本钱”却能办企业的“老板”手里；二是流向了电力、电信、民航、、石化、烟草等国有垄断型行业企业；三是目前20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不少公司仍在不断圈钱；四是银行贷款仍然不断地在向大、中城市，大、中型国有企业集中。   
　　
　　相对于大、中城市而言，县及县以下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国有经济的比例很低，能得到金融支持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样，就导致县及县以下的地区，发展非农经济的困难相对较大，反过来就难以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同时，在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税源的情况下，就只能向农民伸手，从而加重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