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改良社会结构，打破“三农”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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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农民的命运就是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其他一样，“三农”问题的根本性的制约和障碍也是来自于现体制。必须进行包括还权于民、重溯公共权力、改善基本经营制度、甚至改变生活方式等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能只寄希望于上层的开明和勇气，还必须从促进民间健康力量的，促进民间与政府互动格局的形成。由于现体制本身是社会、、文化总体结构的综合反应，这种结构的要害在于1）它使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恶性化，不论哪一个阶层；2）它使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恶性力量形成一个严密的利益体系，却使民间力量无从发展和无从团结。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是致命的，所以我的命题和问题是：和一切的一切相比，怎样使中华民族健康和团结起来，才是当代人的最大挑战。这才是的真问题。
任何真正关心三农问题或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朋友，都不会拒绝以下说法，那就是我们不论做任何事，都应把问题清楚，认清我们的处境，以便更有效地的选择我们的行为，争取达致较好的效果。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早就成为上至中央政府总理，下至平民学子们的普遍共识，有关的探讨热闹非凡，但谋求缓解乃至根本改变“三农”命运的尝试，至今收效甚微，空有许多对策，就是无从下手。为什么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和三农问题庞大的需要比起来，我们相应的资源和力量极其有限，却不怎么清楚如何有效运用这些极其有限的力量。有时候，盲目的行动比不行动还糟糕。所以各方面关心三农问题的朋友，有必要疏理一下头绪，建立起码共识，对针下药，有的放矢。   
我尝试从三农现状、现有对策、现实途径、我们的选择等几方面阐述一下自己的思考。个人的力量有是限的，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现状：一副破败和矛盾尖锐的图景
无论来自城市或农村，绝大部份人都能感受到“三农”问题的严重和危险。但感觉不能代替理性的认识。
李昌平揭示了当今农村这样一副图景：1、负担如“泰山”（农民不堪重负，有的地方甚至已出现抛荒现象）；2、债台如“珠峰”（农村债务直线上升，全国3000县估计不低于6000亿）；3、干部如“蝗虫”（干部队伍"债主化"，并导致基层政权与社会流氓势力的结合，权势群体非法的私有化已成公开秘密，干群关系恶化）；4、盲流如“洪水”；5、责任制如“枷琐”（种地没收益，不种也要交税费）；6、政策如“谎言”（江西桂晓琦事件：以中央和有关省市的减负政策编成的小册子成为禁书）；7、假话如“真理”;（数字出干部；报忧得忧，报喜得喜）；8、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而无人顾及；9、义务成画饼（希望工程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么？）；10、水利设施日趋老化；11、县级政权面临危机（现在农村和农民已经不象过去那样能向城里输血以缓解城市问题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和群体，县级政府实际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见李昌平：《给总理的一封存信》等文。本文主要表达基本观点，非学术文章，相关文章网上已多如牛毛，且所引全部材料在网上一查即有，恕不详引详注。）   
除了东南沿海一带要好一些，全国其他地方比这好不到哪儿去。既便东南沿海一带，不也是建立在对北部、中西部广大地区“打工仔、打工妹”的任意遣用上？既然关心三农，那就要看到，不论留守农村的，还是进城的，都是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处境最不利、并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的庞大人群，这是不能分割开的。
纸上谈兵的必须对策：全面推进综合配套改革
三农问题纵然如此严重，却并非没有对治的办法。现实要求必须实施以下的综合配套方案，三农的命运才有可能改观。
第一、;界定产权、还权于民，保护农民基本权利。借用一位自称为“老牛”的上访农民自己的话说，农民缺的不是，甚至不是资金，而是缺乏一个起码的好环境。中国农民是最没有权利的，没有财产权，没有公共事务参与权，甚至没有自主经营权和人身安全权。周其仁说缺乏农地使用权、生产决策权、放弃农地自用的喊价权和交易权、劳力和各种才能的租金权利以及结社权等各种基本权利，是制约农民发展的要害。只有有了这些权利，农民收益才能得到保障，各种资源才能得到优化利用。更重要的，是农民才会因此具有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会有进一步改善自身处境的动力和能力。界定产权、还权于民的核心是限制政府行为能力，如果无法限制政府行为能力，一切将注定徒劳。（见《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   
第二、;免除农民税费，打破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公民义务平等，建立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城乡统一化赋税体制。（以下几条主要是温铁军的政策建议，也有秦晖等专家的建议）。;即使按照政府公布的统计，农民月均收入也不过３００元，城里人是达到８００元才开征。再说土地对中国农民实质已变成社会保障，没有哪个国家对社会保障征税，相反倒应该用财政来保证社会保障。所以现在继续征农业税从道理上是讲不通的。或问，给农民免税，各项农村建设费用、管理费用等所需经费从何而来？温铁军以为，只要把现在花在吃饭财政和腐败的这些钱腾出来，已经绰绰有余，甚至还可把短缺的科研经费、教育经费等一并解决了。
第三、;实行真正的村民自治，根据小农经济的现实重构县乡上层建筑。目前政府硬要对２.４亿农户征收税费，还要加强管理，不仅乡镇已经“六套班子，七所八站”，还要把村级也叠床架屋地搞“三套班子”；这些政策都要收钱才能执行，而且会导致机构膨胀，这就是目前任何减负措施都遭致失败的原因。所以，可行的政策是把社区自治体作为财产主体和纳税主体，把政府直接面对２.４亿小农户转化为面对７０多万个村，把乡级政府改为乡公所，合并乡镇，以此降低交易成本。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建立社区组织与行政部门对人民负责的制度。没有县乡政府的自治，村民自治就是一句空话。   
第四、;落实义务教育。并按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提出的运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大方式，开展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文艺教育和生态教育五大教育。
第五、;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按照目前旧体制搞城市化是走不下去的。现有的;“造城运动”盲目性很大，大量占农民的地，却排斥农民就业。不但不能解决“三农”问题，反而是恶化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的灾难。因此，不能简单地强调“加快城市化”，而必须“以综合改革推进农村城镇化”，;撤乡并镇，发展中心城镇，把和传统农区经济半径最短的城镇发展起来。一个县市最多发展3－5个中心镇，尽可能让中心镇吸纳农村过剩人口。改革政府垄断征占土地这种制度，不要让征地成为权钱交易腐败的根源，而是要把政府垄断占有的土地“证券化”变为失去土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现在建立在对资源高消耗基础上的城镇规划根本不应该在中国实行。
第六、;砍掉现有城市对农民进城的门坎，保证进城农民权益。但是目前各级城市庙里的各位菩萨、各个部门、各个正殿偏殿，都没有一家说我愿意砍门坎，都是在不断加高。加的越高，垄断收益就越高。这怎么能够城市化呢？
第七、;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生产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并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现在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各种金融、销售等所谓“服务”的政府部门垄断力量太强，垄断转化为各种名目的收费，所以这些部门的固定投资最后还是转化为农业成本，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不把这些有利可图的领域还给农民，农民就彻底无利可图。农民发展合作金融，发展合作销售，获利之后才能返还农业。同时，要把原来给政府各个部门的投资集中定向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原有各垄断部门的人员可以分流，也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前提是必须变成农民。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这是日本、韩国和中国省等东亚小农社会稳定农村经济的最根本经验。   
第八、;改变现有农业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使投资真正到位。不改变现行投资方式而加强农业投资，那就意味着各部门到财政的盘子里来分钱。水利分多少，农业部分多少，供销社多少，粮食局分多少，电力局分多少，文化部门分多少，教育部门分多少，科技部门分多少。财政部门不过是一个盘子，大家一块分，分完了，好了，可以做报告了，说加强农业投资的措施已经到位了。但真用到了实处吗？没有，还不够养活各权力部门吃饭买车盖房子呢。
第九、;以工代赈，引水治荒，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治理荒漠可用以下办法：用去一个劳动力给3份以工代赈的口粮和基本生活必需用品，可以带家属，然后国家投资就定向地解决国内这些过剩的基本消费品生产，把过剩的消费品调到水库工地，然后随水变村，一片一片扎根了，就变成农民当地的水利开发了，同时建路，沿渠建路、沿路建筑，按新体制办旧事，这样就能战略性地配置调整资源和人口，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同时，要放弃规模经济的想法，走以劳动投入代替资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