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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提出
近年来关于阶层变迁和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的，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学者的关注（金耀基, 1993；李培林, 1995；张其仔, 1997）。中国社会结构的变革，必须重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特别是在对大陆新兴私营研究中，社会资本对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不仅表现为经济利益关系的建立和使用，而且还体现为一种资源配置和利益的追求方式。
本文对于中国大陆私营企业主阶层政治参与过程的分析，是对笔者先前的一篇研究报告的检讨[1]。为便于下面的讨论，先简要回顾此文的观点。笔者在该文中提出，随着私营企业主市场主体意识的增强，他们在经济实力扩大后正努力寻求保护其各项利益的政治后盾，积极寻求反映其政治愿望和利益要求的民主渠道及参与公众事务的社会舞台。由于转型期的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均存在着明显缺陷，私营企业主为了获取和维护自身各项利益，必然要营造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网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卓有成效。此项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为横坐标，以其政治需求和表达为纵坐标，则可发现，私营企业主政治愿望的表达和参政议政的热情并不是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加而增长；相反，当他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后，在政治上也获某些安排的情况下，其政治要求和表现则趋于平缓，甚至有下降的趋势[2]。笔者曾将这一现象称为“倒U型曲线”特征，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遇到了困惑，同时也意识到这是个极具研究意义的问题。为此曾通过一些有针对性的访谈提出了三点解释：第一，在现有的政治渠道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和声望、经济实力较强的私营业主既已获得一些政治安排，其进入政治渠道的目的已经达到，这种名誉性的政治安排的重要性也就下降了，进而其表达政治愿望要求的热情和迫切性也会有所下降。第二，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目的之一是获得政治保护伞，但这种政治保护的投资成本似有不断加大之势，许多具有较强实力的业主宁肯把资产向海外转移，以求得更平稳长远的发展，而较少在政治方面作更多的表现。第三，私营业主的知名度和资产实力越强，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成员可能也越具身份和地位、越有影响力，这些官员要与之有某些特殊关系的业主对言行保持审慎态度。
然而，以上的经验性解释中未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基本前提，例如，参与渠道和政治安排本身的性质和形态是什么，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愿望和诉求是否真实可靠，所谓的“倒U型特征”的发生背景和演变趋势究竟为何，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相关领域的经验研究显示，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相当明确的关联，一个人在社会分层等级中折合为SES的地位越高，他的政治参与度也越高[3]。Sidney Verba和Norman H. Nie（1972）研究过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谁更积极地参与政治，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他们还根据人的经济地位高低与政治参与度提出了相关的模型。[4] 我们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还发现，中国虽然有许多企业家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成功地经营，在体制转型和社会利益分化的过程中成为最先获益者，并且也被党和政府吸纳到某些政治性活动当中，但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有着极强的压抑感和不平衡，对自己的经济、社会、政治处境和地位并不满意。尽管他们可能有各种共同的经济或政治诉求，但他们彼此之间往往只在个体上相互认同，而没有集体性认知，更谈不上组织化，所以他们所表达和追求的通常都是与个人利益相关的要求，很难通过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去代表和反映其群体的意愿和利益。此外，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政协、工商联、私营企业协会的成员，但他们认为加入这些组织只是一种对自己的安排或是个人的无奈，因此对这些组织的认同度并不高，甚至时常议论和抨击这些政治渠道和社会组织。从这些观察中，研究者可以提出一个更为尖锐的问题：既然私营企业主在经济上是富有的，为什么他们的政治参与会如此地松散和无力？
上面提到的问题既涉及到政治参与的一般，也涉及到社会结构转型和政治形态的发展，同时更与私营企业主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利益有密切关系。本文所关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政治参与中的“倒U型”现象，私营企业主的政治生活原型是怎样的，他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的这些特征是一种结构性作用的结果，还是在权力和利益要求下被刻意安排的？这一研究的目的是找到一些真实合理的解释，同时发现并提出切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分析框架。
二、 理论背景及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一系列变化，国内外的学者提出了不少相关的社会转型理论（Victor Nee, 1991、1996; Andrew Walder 1995; Ivan Szelenyi 1996）。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原来是“总体性社会”，随着社会资源的分化和政治中心的转移，这种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并朝着与国家相分离的、主要依靠市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市民社会发展（孙立平等, 1998）。也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是一个由“全能政治社会”向“后全能体制”过渡的社会（萧功秦, 1998），这种“后全能体制”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即有限的多元化并逐步形成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意识形态领域仍是党的组织整合和凝聚的基础、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量、仍具有强制性的巨大资源。
这些观点在分析社会转型时显然注重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即所谓政府与民众是如何各自划定一个政治或经济空间，以保持和维护各自利益的发展。然而，就中国二十年的改革实践来看，笔者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并不是社会变革的主流，至少看来是如此。因为，中国的社会变革的背景是，改革基本上由党和政府控制、自上而下地发动并在上下结合的基础上渐进地推行，这样的改革维护了政权的统治、扩大了满足各方经济利益的渠道、保证了改革的平稳进行；相应地，社会转型中最显著的特点是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中不存在问题和矛盾），这种多元化在一定意义上减弱了因转型期中尖锐的社会矛盾而可能产生的激烈对抗和社会结构的剧烈重组。社会经济多元化的特征之一就是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
虽然过去二十年来中国的私营经济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但它总体上还是政策的产物，是政府和市场两种行为的综合结果（李宝梁，1999）。政府在给私营经济让渡出一定的活动空间和部分自由流动资源的同时，仍在一些重要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导地位；虽然赋予私营企业以一定的合法地位，但在具体的制度安排和资源配置方面仍设有不少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李路路，1995）。在改革过程中，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垄断和管制无疑会逐步减少或解除，这显然有助于政府消除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体制因素、得以巩固其统治[5]，但同时主政者的既得利益或权力也将受到约束，而其面临的社会压力也可能增大。在这些压力面前，主政者不再象以前那样只是一味地打击或压制，而是运用各种方式分化或疏解，最终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这正是过去二十年来对私营业主的基本政治策略的特点。
政治社会学的结构秩序假定认为，任何社会的制度变迁，无论是现有制度安排的继续维持和运行还是新制度安排的出现和植入，实际上都含有利益关系的调整和分配，它是一种多边力量相互影响、参与和交易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社会力量将被引到合法政治秩序的舞台上，各种分散的利益将被组织化并传递到社会政治体制中去，以避免非制度化的力量在体制外的集结（张静，1998）。这样，占有不同资本优势的人们都试图通过“体制化关系网络”来保持和扩大自己的资本[6]。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统治阶级通过对资本的占有而获得特权，从而为维护统治而确立合法性；其他阶层则通过不同资本之间的转换，以获得物质的或象征的利益。
私营经济及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形成和出现，是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笔者的研究假设是：尽管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活跃有助于经济的发展，但他们的政治和利益诉求则可能会消弱主政者的某些利益或权威，甚至会造成某些现实或潜在的威胁，所以主政者会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吸收、分化这种新的社会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私营业主阶层的政治代表人物迫于压力或自身利益的需要，以团体或个人名义加入到现存政治系统中的象征性建构（symbolic construction）里，与主政集团达成某种合意，或者是主政者的手法过于强制，反而促成私营企业主阶层更加团结，并提出某种组织化目标、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意识和行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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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3 12: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