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经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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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民主是价值目标和过程的统一，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真正实现创造了条件。要通过民主管理、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等促进经济民主，确保人民各项经济权利，并且实现经济民主和民主的相互促进。
　　［关键词］ 经济民主 民主管理 经济权利
　　民主是指人民拥有管理国家和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民主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范畴。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政治领域的民主需要有经济领域的民主作为基础和保障。毛泽东指出“劳动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利是最大的权利”。人民管理经济的权利直接体现在企业的民主管理，也体现在对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参与。人民除了拥有管理经济的权利，还应拥有平等地参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就业、投资、创业、分配、消费）的权利。人民有了上述经济权利，就能从宏观和微观上确保人民的政治经济权益，促进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民主就能得到具体的实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民主是一个由理想趋近于现实的过程。
　　古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践”口号体现了朴素的经济民主理念，但是在封建制度下只是空想。资产阶级大力提倡天赋人权的观念，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却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事实上的经济不平等进行了辩护，以经济自由（市场主体可以做法律许可的一切事情，经济人有偏好自由）掩盖经济民主，早期的资本主义人权只包括抽象的政治权利而没有具体的经济社会权利。孙中山针对资本主义弊端，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民生主义观点，指出“社会主义之主张，实欲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富则同富，乐则同乐，不宜与贫富苦乐之不同，而陷社会于竞争悲苦之境”，形成了经济民主的思想雏形。

　　在工人阶级争取自身权益斗争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将自由权利从政治权利扩展到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将经济权利付诸实现，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社会福利、限制垄断、开征遗产税等一系列改革，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民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执行新自由主义的保守路线，削减社会福利和对富人减税，加剧了两极分化，导致了下层人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使经济民主有所倒退。
　　实际上，在私有制下，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民主。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经济民主。
　　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进行过的计划经济探索，是一种自上而下垂直命令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模式，虽然公有制下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和按劳分配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微观经济民主，却在宏观上缺乏经济民主，不利于企业和个人自主地进行经济活动，导致经济活力不足和效率不高。为此，社会主义要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传统的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从宏观上来讲所有市场主体拥有充分的经济自由，体现了形式上的经济民主，但在微观上却是资本的独裁和收入的不平等，实质上是经济不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对传统市场经济制度有所创新，避免市场经济的负面，促进经济民主微观和宏观的统一，形式和实质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实施市场经济的中国应该将经济民主作为民主理念深入人心，将经济民主具体成为经济权利，将经济民主贯彻到法律、制度、政策、措施中，将经济民主最终落实到共同富裕上。
　　经济民主离不开企业的民主管理。为了克服传统大生产福特管理形式和前苏联计划经济“一长制”命令管理形式的弊端，我国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创造了“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简称两参一改三结合）为核心精神的“鞍钢宪法”，首次将经济民主于管理实践和生产活动，充分发挥了人的积极创造性，在当时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
　　由于僵化的福特制管理形式不能适应需求多样化和难以确保含量越来越高的产品质量，西方发达国家借鉴“两参一改三结合”对管理模式、生产方式进行了改革，诸如团队合作、合理化建议、全面质量管理、无库存生产、工人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数控机床程序、装配岛（像瑞典沃尔沃汽车公司的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等，让原来只从事重复操作的工人掌握多种技能并承担起部份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职责，使福特制的金字塔形组织管理结构向扁平化。  
　　在中国，“两参一改三结合”借助于先进的生产经营方式、的管理又一次在宝钢、海尔等企业焕发出新的活力，紧跟乃至超越发达国家的生产管理水平，基本实现了科学民主管理。像海尔在管理方式、组织结构上进行了“市场链”、“业务流程再造”的创新，运用信息化工具在企业内部建立“模拟市场”，每个人、每个部门、每个单位之间互为市场，让企业内的每个人都直接面对市场，促使每个员工都成为ＳＢＵ（战略经营单位），每个员工把自己的业务当作独立运作、自负盈亏的微型企业，以一个“微型公司”经营者的意识和方式进行日常工作，就如张瑞敏所提倡的“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海尔人人成为经理”，从而建立起扁平化的矩阵式组织。海尔的成功在于发挥每个员工的最大潜力，为实现全面的自主劳动、自我管理、一专多能作出了良好的开端，为经济民主在微观领域的具体实现指明了方向。
　　当然，我国大多数企业尚达不到海尔、宝钢的先进生产力水平，但是海尔、宝钢发扬经济民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积极创造性的做法值得所有企业。在“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基础上，国有企业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诸如厂务公开制度、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诞生了新中国工人代表许振超的青岛港务局就是依靠民主管理而蒸蒸日上的，许振超坦言：“在青岛港，工人的工资收入高，工人的意见有人听，工人说话能算数”。反之，一些由于管理层腐败导致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往往是少数人独断专行，剥夺了广大职工对企业的民主管理权利。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要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和实现产权多元化，更要坚持和加强民主管理，落实邓小平提出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进行讨论，做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股份制改造后要实现“老三会”（党委会、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和“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权力的相互协调和监督。  
　　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非公有制企业也要让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劳动者、工会共同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通过经济民主打破信息不对称，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的利益侵害，实现大小股东的同股同权，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增强企业的向心力，调动人的积极性。
　　民主管理的实质在于把劳动者的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主要生产要素。随着知识经济、循环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资本的过剩和流动，人力资源正在逐步动摇资本的统治地位，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发达国家高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的人力资源已经通过“期权制”等形式部分取得资本地位，美国已有数千家大中型企业和1000多万职工参与“职工劳动股权计划”（ESOP）。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大多数普通劳动者依然没有获得“人力资本”地位，少量的劳动股权以及职工购买股票并没有彻底改变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冶地位，所有制的设计仍不符合经济民主原则。
　　社会主义制度下真正的经济民主，需要民主管理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共同驱动，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海尔人人成为老板，海尔人人成为经理”的设想，是以人力资源为核心创新公有制的积极探索，把国有资本存量中劳动者创造的那一部分存量量化到每个劳动者身上，体现了劳动和物质资本公平参与剩余分配的经济民主原则。为此，国有企业的改制不应再走“经营者持大股”或者由外企、民企整体兼并的路子，要按照每个人的人力资源贡献公平地实现“劳者有其股”，引入外来资本参股增资或者向社会发行股票，保持国有股的适当比例，从而实现坚持公有制主导地位、鼓励非公有制发展、有效利用社会资金、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民主的最佳结合，以经济民主促进效率的提高。  
　　“劳者有其股”要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以人为本、更符合社会主义性质的修改和完善。新的《公司法》要根据宪法按劳分配的精神、遵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按照经济民主原则、升华海尔等国企“劳者有其股”的做法、学习以工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制度、借鉴国外的“期权制”和“职工劳动股权计划”，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的监督制衡作用，明确“老三会”、“新三会”的公司治理地位，保障职工的民主管理权利，保护小股东的权益，规定公司成立后新员工在工作满一定年限后可以获得股东地位。
　　公有制除了公司制的组织形式外，还应积极探索劳动合作制、劳资合作制、集体所有制等以人为本的企业产权组织新形式。我们应该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国家合作社社员已达到7.5亿人，而国内的明星村大多是通过坚持和发展集体经济、进行工业化实现了共同富裕。合作经济是完全的劳动者所有制，也是符合经济民主的最佳组织形式，应该通过完善法律、文化引导、政策支持、理论促进其完善和发展。
　　实际上，“劳者有其股”、劳动合作制是将剩余分配（利润）由完全按资分配变为劳动、资本公平分配。劳动者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得到工资和分红，同时将企业的命运同自身的发展联为一体，以主人翁的态度、最大限度发挥聪明才智投入工作，经济民主使公平和效率实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  
　　“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事实上难以成立，因为在传统市场经济下自由竞争、以资为本的条件下存在着初次分配无限拉大收入差距的趋势，只有通过高税收、社会福利实现再次分配，西方国家的老龄化已经使政府的社会保障、社会福利支出不堪重负，再加重税负又会使经济丧失活力，可是资本的增值永远超出了它对社会的回馈，资本过剩和社保支付危机并存，公平和效率的矛盾难以解决。在中国这个未富先老的人口大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只能通过经济民主实现初次分配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改善普通劳动者的分配地位，扭转劳动者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下降的状况，从而减轻再次分配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