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战略高度促进西部水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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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西部水电开发是新时期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和优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应从全局和战略的角度认识水电开发的意义，采取“优先、积极、有序”的水电发展战略。水电是西部特别是西南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支柱产业，应促进“西电西用”，使西部水电开发更好地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以创新的思路和方法推进移民安置工作，形成“移得出、稳得住、能发展”的长效机制。在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上要贯彻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以同时解决效率和公平问题。 　　关键词：西部水电开发，移民安置，价格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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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能源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人们的关注。其原因，首先是我国已经进入并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处在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消耗“爬坡”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大国类型的经济体在既有技术路线下无法避免或“超越”的。在此期间，能耗较高的重工业部门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上升，能耗增加的“结构因素”突出。这一特点可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我国能耗技术指标下降，而单位产出能耗水平反而上升的现象。其次，13亿人口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所产生的“超大规模”效应，将超越以往单个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在能源消耗上也得到集中体现。尽管中国人均能耗水平在国际范围看还相当低，但总量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再次，一些年来我们在节能上有所进步，但总体上说能耗水平还比较高，除了上面提到的结构因素，以及技术、观念等因素外，主要还是由于体制、机制和政策方面的问题。同样一个行业，大体相同的技术条件，能耗可以有很大差别，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最后，我国虽然号称地大物博，包括能源在内的大多数重要资源禀赋的人均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对外开放使我国有条件利用国外资源，但某些重要资源对外依赖度的提高，例如我国石油新增量中一半以上依靠进口已成定局，又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能源安全”的忧虑。
　　在以上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包括能源在内的资源约束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构成严峻挑战。对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要有清楚认识，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则更为重要。比如，所谓“资源约束”，从来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从经济学的观点说，世界上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就会有“资源约束”。所以，真实的问题不是资源约束，而是面对资源约束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在这一背景下讨论中国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可以有若干重要的着眼点，其中之一就是“结构优化”。西部水电开发就是新时期促进我国能源结构优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以全局和战略角度看待水电开发?
　　煤炭在我国能源供给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约占目前一次能源供给的3/4。水力资源较为丰富，可开发水力资源约占世界总量的15%。以人均水平计算，我国人均水力资源量为世界平均值的70%左右，远高于石油、天然气的相应比值(分别为11%、4.5%)，而接近于煤炭的相应比值(79%)。2001～2003年，我国对水力资源进行了复查，结果显示，我国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经济可开发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然而，我国水力资源的开发程度较低。2004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与技术可开发的水力资源相比仅为20.0%，排在世界80位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8.4%)，远低于工业发达国家开发水平(50%～100%)，也低于巴西、印度、越南、泰国等发展中国家。?
　　我国水电开发滞后与水电开发的认识直接相关。一种普遍的担忧是水电开发会引起对环境和生态的不利影响。水电开发造成水体污染、泥沙淤积，一定程度上影响生物多样性；流域梯级开发损害河流的完整性，对地下水资源和地质结构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建水库会淹没文物和历史人文景观，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如此等等。特别是水电开发中不合理的规划、设计与建设，会引发更多的不良效应。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水电开发中特别强调环境生态保护，强调通过多方面措施将开发中的不利影响尽可能降低。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水电开发对环境生态的积极影响，如防洪、改善鱼类生存环境、改善下游水质等，特别是水电开发带来的可观收益，可以为主动的环境生态保护提供财力支持。?
　　以上这些分析只是就水电开发直接相关的“小环境”而言的。如果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大环境”看，水电开发对环境生态的积极作用则要大的多。以水电对煤电的替代为例，根据我们的一项研究，1980~2004年的25年间，由于水电建设缓慢、水电开发潜能没有充分利用，水电累计少产出1.13万亿度的电力，意味着多消耗5.7亿吨原煤。下一步如果加快水电开发，使水电装机容量在总装机容量中的比值达到合理水平，2006~2020年可以累计增加3.47万亿千瓦的电力供应。2020年当年水电发电1.03万亿千瓦时，相当于节约原煤5.19亿吨。相对于缓慢发展的情景，2020年当年加快水电开发可多发电0.51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多节约2.6亿吨原煤。发展水电减少煤炭消耗，相应减少与煤炭发电伴生的CO2和SO2等有害气体的排放。在加快水电开发的情景下，2020年当年水力发电节约的煤炭消耗相当于减少CO2排放10.5亿吨，可使当年CO2排放减少15%。所以，算小账，水电开发对环境生态的影响有弊有利，算大账，则利远大于弊。业界对水电是否属于清洁能源尚有争议，从水电替代煤电的“清洁效应”看，把水电列入清洁能源，应该说是有根据的。
　　增加可再生、清洁能源的比重，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的重点之一。在诸多可再生、清洁能源中，水电是目前供给份额最高、开发技术最成熟、综合成本较低的能源形态。在国际上，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大都将及早、优先开发水电作为一项基本战略。发达国家在工业化早期先着手水电开发，支持其经济社会发展，待水电开发到较高程度上再将重点转向其他能源。如日本曾实行“水主火充”的电力发展政策，在水电能资源基本开发完毕之后，才转变为“火主水充”，节省了大量的化石能源。水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水电在电力供应总量中占有较高比重。巴西等24个国家的水电比重达90%以上，加拿大等55个国家这一比重达50%以上。?
　　因此，对我国的水电开发，可以采取“优先、积极、有序”的战略。电力开发顺序上，水电开发的位置应该摆得再向前一些，态度上可以再积极一些。满足同样的电力需求，在水力资源尚可利用的条件下，用水电替代火电，可以显著降低总的社会环境成本，项目的长期开发成本也是有竞争力的。与其他可再生、清洁能源相比，水电在供给量、技术成熟度、开发运营成本等方面有或多或少的优势。当然，讲优先、积极发展水电，不意味着盲目地“大干快上”，而是要在科学规划、严格监管的基础上有序推进。“优先、积极、有序”的水电发展战略，将有利于更好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优化能源结构，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