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电信产业的政府管制行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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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政府管制行为；有限理性；偏好；电信产业
　　论文摘要：通过简要分析政府有限理性的具体属性，认为政府与个人一样在管制行为中会受到有限理性的约束。其次，通过构建政府效用函数，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进行了模型分析，认为政府的管制行为是其行为属性和偏好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的分析，尽管与其他政府管制文献在研究思路和分析进路上存在较大差异，但仍然对从另一侧面加深理解政府产业管制行为具备一定的意义。
　
　　
　　一、政府有限理性的属性理解
　　
　　理性人假设作为主流的研究支点，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直以来，主流公共都存在或明或隐地从经济人个体理性直接外推集体理性存在之可能性与合理性的痕迹。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由于不符合现实的假设前提受到了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评。马尔萨斯(1992)、凡伯伦(1964)、西蒙(1989)都曾从不同侧面批判了理性假设。在此基础上，奥尔森(1971)通过研究集体行动的发现，集体理性并不和集体规模成正比；阿罗(1973)也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考察了组织的极限。这些思想是我们理解政府行为属性与行为动机的思想源泉。
　　从行为属性来看，政府作为有限理性个体的集合，其计算能力和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也会受和信息的制约，因此，政府的决策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有限理性倾向。对此，何大安(2006)从理性与非理性融合视角对这一点做了充分的论证，在他看来，政府的管制行为是一种理性占主导地位，但也经常夹带一些非理性选择的行为过程。从行为动机考察，政府目标函数的抉择包含两个层次：一是政府官员的个人目标函数与政府机构之集体目标函数的抉择，二是多元目标函数与单一目标函数的抉择。就政府官员的个人目标函数与集体目标函数的抉择而言，由于政府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政府最高者的行为与自然人一样，并不具有完全抽象的机构利益。因此，当我们试图通过构建效用函数来描述政府的管制行为时，选择个人目标函数是一种比较逼近现实的做法。就多元目标函数与集体目标函数的抉择而言，尽管政府官员可能存在通过管制实现个人目标的机会主义倾向，但是上级政府的业绩考察压力以及实现晋升的动力又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政府官员不可能完全不顾及政府集体目标的实现程度。从这个角度理解，政府的管制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官员的个人目标与集体目标的权衡过程，即其目标函数是多元的，包括个人目标向量和集体目标向量。
　　进一步联系政府的行为目标展开分析，主流经济学通过把效用最大化与理性经济人假设联系起来，利用抽象的数理推导把主体效用的实现过程简化为一个约束条件下的求极大值的计算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受西蒙的影响倾向于认为有限理性下主体难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只能实现“满意”或“次优”；行为经济学则认为受非理性行为的扰动，理性约束下的主体有可能产生效用负值。与主流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基于对现实主体行为的考察否定了主体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并没有完全跳出主流经济学的逻辑框架，也存在利用效用实现程度来评价行为属性的倾向，在否定主体实现效用最大化的可能性的同时也一并否定了主体以最大化效用为初始设定目标的合理性。在笔者看来，政府的管制行为与个体行为一样，存在激励机制或动力机制问题，是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只不过构成政府效用来源的向量构成更为复杂而已。
　　本文正是基于对有限理性的政府管制行为的这些属性理解，以我国电信产业发展为例，对政府产业管制行为所做的分析尝试。因此，我们将首先对有限理性下的政府管制行为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电信产业为例做简要的实证解说。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与其他研究政府管制行为的相关文献不同，本文并不以理性假设作为分析的既定假设，而是沿袭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思路，以比较符合现实规定性的有限理性作为本文的分析前提，并对有限理性约束下的政府管制行为做模型解说。
　　
　　二、政府产业管制行为的有限理性约束
　　
　　(一)政府管制行为之效用函数的构建
　　正如前文所述，政府的效用函数包括个人目标向量和集体目标向量，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三个变量。两个维度即物质收入和非物质收入，其中，物质收入包括与权力租金，非物质收入主要是指闲暇带来的满足。权利租金主要取决于政府官员的地位，政治地位越高，对微观主体的影响力就越大，就越有可能实现更多的权利租金。根据冯曲等人(2002)的研究，政治地位是由官员的努力程度及其位势共同决定的，如果以A、e、p分别表示政治地位、努力程度与位势，其中，0<E<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