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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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中国近代变迁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中国百余年的现代化过程的表明，如果照搬二元经济论模型的分析理论和结论，不完全符合中国生活实际状况。以下我们从长江三角洲经济百余年的变迁历史中，对照二元经济论，提出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特征
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密切结合，是受西方国家冲击前的很久长的历史时期中长江三角洲传统农业的基本形式，在明清时期达于最盛。其中农业的主体是粮食种植业，工副业是农民家庭手的副业，种类繁多，如棉纺织、蚕桑、织绸、手工编织、刺绣、饲养猪、禽、鱼等等。这种农工结合体的重要特征是：一，在生产中尽可能使用，以求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对于人力可以替代的生产要素尽可能节约之。精耕细作，注意维护生产活动与自然界的平衡，以这种资源配置原则进行生产，以求获取最大总产量。二，以家庭为单位从事生产经营，以求获得家庭整体的最佳收益。三，农业与工副业密切结合，相互补充；生产基本目的是为了满足家庭基本生活需要，诸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生产资本、乃至相当部分生产资料，基本靠农民家庭内部来获取。四，小农家庭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部分口粮、盐、铁制农具等，必须通过出售家庭有能力多生产的产品来交换取得，农家工副业的商品化程度较高。长江三角洲的传统农业绝非通常所说的自给自足概念，而具有顽强自给和较发展的商品工副业生产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的总体特征，这对其在资本主义入侵后的变化特点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我国数千年历史时期中逐渐形成的小农经济特征，是中国传统社会众多、土地等资源偏少、家庭组织功能的高度发达等等基本国情的反映，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民在生存斗争中的合理选择。（注：详见拙文：《试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性特征》，《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但另一方面，小农经济也存在着诸多不利于"现代化"的内在问题。
（二）鸦片战争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变迁与二元经济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和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中国现代经济最为发达，并和原本极为发展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的地区，颇似典型的"二元结构"。然而，该地区经济发展的历程却并不像二元经济论所论，至少可以说，以二元论分析和解释该地区近代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充分的。
我们已知，二元经济论的核心是认为：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剩余劳动力可以形成现代部门的资本，并最终形成现代部门的一元经济。但近代长江三角洲经济两部门的发展变化却并未完全沿着二元经济论描述的变化轨迹前进，而是遇到了另外的问题，经济演变特征呈现出另一幅图景。
第一，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
据吴承明研究，（注：吴承明：《论二元经济》，《、近代化、经济史论》，第199-200页。）1933年全国人口约5.108亿人，其中农村人口为3.867亿人，农村劳动力1.933亿人，从事种植业者1.417亿人，剩余劳动力约4200万人。在现代部门从事生产者共524.9万人，包括工厂、矿业、、、、商业、等等部门，其中工厂只有工人110.6万，只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2.6%；不计金融教育宗教等部门，为431.6万人，只约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的10%。而必须指出的是，现代部门中有大量人员来自城镇，上述人员并非代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数量。至抗战前的30年代，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程度最高时期，在无锡一带，据11个村的典型，自1929年至1936年的7年间，以总劳动力指数为100，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58.75%下降为57.36%，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从28.59上升为29.55%，幅度很小，（注：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可见现代部门吸收劳动力速度之微。
第二，资本积累的关键在于市场和原料条件。
包括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内的中国现代部门，远非如二元经济论所述，由于不变工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断扩大，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汲尽，最低工资大幅上升前会有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而是在产生的开始期，在现代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极为有限，距"二元转化为一元"的要求相差极远的状况下就遇到极大困难。更有甚者，一些企业在创办时就因资本短缺而陷入困境。对中国早期现代部门来说，资本的积累和扩大，企业的发展甚至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市场条件，其次是原料条件。这是决定资本能否积累以及积累力度的关键。而劳动力的廉价供给则不是困难所在。换句话说，仅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远远不能满足现代部门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更紧要的是市场和原料条件。
市场问题。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其赢利与否亦即资本积累的多少最终要取决于产品能否按合理价格（加平均利润）在市场上销售出去。在类似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断扩大的市场本身就是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但对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中国传统经济原有较为发达的商品市场和商品交换，小农经济体是其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固有的供给与需求总量，完全可由小农经济体的商品性生产和有限商品消费自行调节与满足，远远未进入需要由资本主义工业的大生产来满足需求的经济阶段。资本主义企业不是中国社会经济本身的自然产物，而是外国入侵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第一问题就是产品市场和销路问题。西方列强用重炮打开中国国门后，以为他们的呢绒、钢琴、刀叉等将有一个足以发财的大市场，结果彻底失望。那么，现代化大工厂建立起来后，究竟如何在中国大地上立足生根的呢？这是现代企业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土壤中存活生长要解决的第一问题。
原料问题。中国近代工业的主干是轻工业，棉纺织业、缫丝业、粮食加工业为基本产业，这类轻工产品成本中原料成本占主要部分，原料的质量优劣和价格高低是影响成本核算的决定因素。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质高价廉才能占领市场。无疑，各厂家都把能否获取优质价的料作为决定企业的成败的关键。而轻工产品的原料如棉、粮、蚕丝，全为传统部门中农民家庭经营的产物。没有传统部门提供足量的优质原料，中国早期现代部门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看长江三角洲的棉纺织业。据本世纪30年代调查，江苏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原料需求和供给状况如下："长江北岸之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东台、阜宁，长江南岸之常熟、太仓、嘉定、宝山、南汇、奉贤、川沙、上海，长江口之崇明等县，棉田;8625235亩，产花衣1004835担……江北方面，南通则有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及大生第一纺织公司副厂，每年用花衣426784担。海门则有大生第三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92560担。启东则有大生第二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80900担。江南中部产棉区域，因无锡有申新第三纺织公司，豫康纺织公司、广勤纺织公司、振新纺织公司、业勤纺织公司，每年用花衣约225000担。常州有通成纺织公司、福大纱厂、常州纺织公司、大纶久记纺织公司，年用花衣97000担。江阴有利用纺织公司，年用花衣35745担。常熟有裕泰纱厂，年用花衣35383担。苏州有苏纶纱厂，年用花衣50200担。以上各厂，每年用共需花衣465828担，大都由江阴、常熟、太仓、嘉定、及宝山县西境供给"。"总共计之，则上述各厂每年共需皮棉;1143572担（有误，应为1043572担）。调查估计，除上海外，江苏各厂每年实际需用棉花1194119担"。又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