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漫谈以瓶颈与冗余判据制定鼓励就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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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面对我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和贫富分化，面对理论的局限性，我们需要发展更具操作性的理论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本文引入了瓶颈与冗余的概念，并应用这一概念分析政府应该根据怎么准则制定政策，特别分析了我国某些鼓励就业政策。认为应用瓶颈与冗余概念，可以制定出兼顾公平与效率并顺利解决就业问题的政策。
关键词：瓶颈，冗余，就业政策，公平与效率，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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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鼓励就业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形势[i]，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就业政策[ii]。然而，由于目前经济和理论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缺乏足够的理论判据，因此有些政策没有显著效果，有些政策甚至还损害了公平和效率。
例如政府规定，小企业实体在新增岗中招用下岗工人达到30％的，三年内享受减免有关的政策[iii]，显示了政府想要兼顾公平（解决下岗工人的贫困）和效率（增加劳动产出）的意图。但是，这样的政策不仅未能有效增加经济体中的实际就业率，相反还影响了有限就业机会在不同群体中的分配，这就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这样的政策不能减少实际的失业数量，只是将有限的就业岗位尽可能让与下岗职工，客观上造成了对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就业歧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还在陆续制定类似的政策[iv]。事实上，我国劳动力市场还非常不规范，政府应该设法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杜绝招聘新职员中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等不规范的行为，下岗职工就有可能凭借其自身经验优势，自然达到30％的再就业率。
政府鼓励下岗职工再就业政策是突破现有理论的一个尝试，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超前于理论研究这一普遍现象的实例之一。现有经济理论强调效率，社会理论强调公平，而两种理论都是以社会最大福利为价值取向的，同样的价值取向得出不同的政策制度准则，这就给理论研究留下了空间。从经济理论来说，若我们把下岗职工造成的社会负担视为外部效应，而把用于外部效应的内部化[v]，这也符合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的原则。可惜的是，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这一内部化政策反而扭曲了劳动力市场。总而言之，下岗职工只是我国失业人口的一部分，我国严重的失业现象还体现在其它方面，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我们还需要有更新的理论依据。
二、成熟经济理论的局限性
宏观经济中对就业问题最成熟的两个理论就是工资刚性假说和菲利普斯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替代的理论[vi]。按照菲利普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来消除失业。但事实是我国经济已经连年高速增长[vii]，而失业水平没有表现出如何缓解的迹象[viii]。而且为了保持就业与经济发展，政府经年实行扩张政策，已经是连年预算赤字[ix]，所以即使这是一项有效的政策，该政策也存在难以持续的困难，更不用说加大力度了[x]。工资刚性假说认为劳动力市场工资刚性使得失业不可避免，即失业不是可以解决的问题。由此，失业就由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由效率问题让位于公平问题，让位于政府再分配。依照这一政府再分配理论，西方的福利国家将很大比重的税收用于福利，以减轻失业带来的痛苦。我国政府的许多社会救助政策也是建立在失业难免的理论上。但是，如今福利国家也面临着危机，面临着对这一再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的质疑[xi]。同时，福利增加同时也提高了工资刚性，更恶化了就业形势。我国政府鼓励再就业政策，显然想避免重蹈福利国家之覆辙，避免贫困群体被市场经济所排斥[xii]。政府的这一实践为我国经济学界提出了理论问题：是否存在兼顾效率与公平、既发展经济又避免两极分化的政策？
1954年刘易斯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xiii]，他认为经过化的资本积累，经济发展将自然吸收掉劳动生产率低的人口。然而，我国当代的经济发展证明：我国工业资本积累率虽然很高，但三农问题依然困扰着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资本积累长年来高于其它国家，而我国资产效率却明显偏低[xiv]。按照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工业资本积累可以吸收农业人口。然而，刘易斯理论中城市没有失业人口，而且的潜在失业人口有最低生活保障，故此政府无需任何干预。我国现实与刘易斯假设不同，我国城市失业人口和农村贫困人口都是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是需要政府干预的。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贫困和失业现象的解释性经济理论，我们还需要构造政府制定政策的可操作性行动理论。
三、政策制定中瓶颈和冗余判据的引出
那么，政府有无更好的理论依据来进行决策呢？政府制定促进就业政策时应该根据什么准则呢？西方宏观经济学认为政府开支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但并没有给出政府如何开支的政策选择判据。如西部大开发中对西部的投入，既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的经济运行瓶颈，也是为了消除区域差距和贫困差距。然而，由于很多政策扭曲了市场，致使虽然西部资本积累以高速度增加，但这些积累迟迟不能形成具有自生能力的资本[xv]。
实际上，政府更多的开支，应该用于维护市场的公平，如上述例子中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然后再将社会冗余资源用于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瓶颈问题。
为此，我们引入系统科学中的瓶颈与冗余概念，并认为政府制定政策时可以依据这一概念进策优先排序。
系统科学中认为经济系统的有效性，并不取决于所有资源的有效性，而是取决于瓶颈资源的有效性。例如，兰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模型中，农业人口超过一定水平后，农业人口就成为冗余资源，其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都没有任何贡献[xvi]。这时农业的进步主要是资源利用率的进步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提高贫困人口劳动生产率的政策，从系统观点来看仅仅提高了冗余资源（在这里，劳动力是一种资源）的效率，这种效率的提高不能产生正面效果，反而会产生负面效果。
西方经济理论总是假设市场是完善的，而且资源是可替代的。这些假说是一种高度抽象，按照这种抽象基本不用政府干预经济，所以，当政府干预经济时，恰恰不能运用这些西方经济原理，而应该采用系统理论中瓶颈与冗余的概念来政策制定。瓶颈概念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时用得比较多[xvii]，而在其它政策制定时则常常被忽略。
四、瓶颈和冗余理论的举例介绍
我们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为什么不是所有要素的效率提高都产生经济效益。例如，一个机加工工厂，其车床24小时运转，使用率为100％，而钻床和刨床的使用率分别是80％和60％，这时车床是瓶颈资源，其效率唯一决定产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如何提高刨床和钻床的效率，而是应该考虑如何提高车床的效率。如果我们有办法把车床的效率提高20％，则工厂的总产出也会相应地提高20％，而钻床和刨床在原来的效率下分别达到96％和72％的使用率。如果这一工厂要增加设备，首先要增加的是车床而不是钻床和刨床，增加钻床和刨床只能降低它们的使用效率。错误地增加冗余资源的现象在现实中也不难观察到：1995年我国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xviii]，笔者在黔东南州调研时，当地报道有80％的金属硅厂停产，这些案例都跟上例中的钻床和刨床类似。我国一方面缺乏资金，另一方面资本利用率极低，就是因为经济学中要素替代原理的失效所致：由要素可相互替代原理，任何资本的添置都能增加GDP，而实际上只有瓶颈资本的增加和瓶颈资本的效率提高才真正对GDP增长有贡献，而冗余资本的增加只能降低资本利用率。当我国需要大量稀缺紧俏的资金投入以增加就业机会时，盲目提高冗余部门的能力，结果只是南辕北辙，实际上是浪费了我们宝贵的资金。经济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