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从一家商店看商业资本的一种特殊形态

973666

　　一
最近我们在北京瑞蚨祥做了几个月。调查这家著名的绸布店，原是为了解它的主义改造的过程，可是，它那不平凡的百年史同样吸引了我们。
我们知道，商业资本是上最初的资本形式，在封建视社会末期，它会由小生产者交换商品时的媒介变为小生产的支配者。然而在生产方式下，商业资本失去了先前的独立作用，它成为产业资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分离出来的部分，从属于产业资本并为之服务。学不能具体讲到，（1）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已有所发展但还不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商业资本是怎样一种形态呢？（2）虽然资本主义生产还不占统治地位，但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已支配这个，原来古老的商业资本又具有何种性格呢？这两种情况，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情况。我们试图从瑞蚨祥的传说中（因为它的全部历史记录已卖给造纸厂，我们只有相信老年职工和私方人员的记忆），来探求一些线索。
当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在发展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职能形态的时候，他一再强调：第一，他是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总要继续当作流通资本存在市场上；第二，他是把这种资本的其它职能“剥掉、去掉”，以便“得到它的纯粹的形态”来研究。①可见，在实践上，商业资本的发展变化是有它具体的历史过程，是会有复杂的形态的，而不会是象某些著作由于叙述过于简略而给人的那种印象，彷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确立，先前的商业资本就倏忽不见了，另外分离出新的商业资本来，或者先前的商业资本就摇身一变为现在的形态。
我想提出这样一个看法：当市场已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先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来的）的发展而扩大，但小生产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优势，封建制度还基本保存着的时候，原来前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是处在一种过渡的形态中；标志这种过渡特点的，是它在内部和外部经济关系上所表现的两重性。我国解放前的城市棉布市场就是这样一个市场，而瑞蚨祥则是这样一个典型资本。
二
先说内部关系。这包括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和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
在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期，瑞蚨祥纯然是一个家庭企业。它在全国六个城市的二十几个企业都是山东章邱县旧军镇孟家的族产。这个家族的企业家孟洛川是全部财产的支配者和企业家三房子弟的监护人。在这种家长式的经营下，瑞蚨祥一家又一家地打败了它的竞争对手瑞生祥、瑞林祥、祥义、谦祥盆；它的资本象滚雪球一般大约每三、五年就翻一番。但是，到了二十年代，特别是在孟洛川老死前后，这种资本的组织和形式就日益与它的积累方式不相适应了。大房人多，开支大，向企业用钱多；二房不甘心，就比着开支；三房怕吃亏，也拚命向企业要钱。他们支走的钱并不完全消费掉，而部分拿去搞自己的小家当，一时开了七、八个各房“私有”的店铺，而对“公有”的瑞蚨祥日益冷淡了。资本积聚过程中出现了资本分散过程。家庭资本制度维持不下去了，它竭力要求“无情的斩断”那些“天然尊长的复杂羈絆”，向“赤条条的利害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②转化。但是，瑞蚨祥迟疑起来了，传统和保守势力使得孟家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大胆地彻底改革它的资本组织（例如改为股份公司制）。它停留在这样一种制度上：资本已分为三股（还保留一个共有股），但不仅三股数目相等，每股的“顺带”（即每年红利转存入企业部分）也相等，并使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保持平等均势。这种平等，是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等的原则，与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要求，不相适应的。这虽然不是1926年以后瑞蚨祥走上下坡路的主要原因，但是也是原因之一。“竞争与信用，＜资本＞集中的两个最有力的杠杆，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依同比例发展起来的。”③瑞蚨祥在“竞争”上是高明的，但在“信用”上则极不彻底。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看，瑞蚨祥是在资本主义濒于灭亡的时候，即在1954年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才完成它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这时私股归个人所有，股东之间完全是金钱关系了。
瑞蚨祥的东家并不自己经营企业，而是把资本委托给领东掌贵（即“西方”）经营。按照过去这类商业的惯例，东西方之间要订立契约，东方出资，西方出人，共分盈利；非至资本亏蚀，东方不得要求散伙，散伙时须清理资产，并分给西方一股应得部分。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合伙关系。瑞蚨祥则不然，它东西之间没有契约，东方随时可解除西方（事实上也这么做过），并且东方还可直接担任企业职务（孟洛川即自己任过“总理”），因此西方称为“水牌上的经理”（意思是随时可被解聘）。这样，西方已失掉了对资本的一份最后支配权，合伙关系破坏了，东西之间已近似于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与资本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消灭，西方还保留着吃股的形式，按股分红，而不是支取薪金酬劳金。这形式产生新的矛盾。西方既不象旧式商业资本那样有契约保障，又不象完全资本主义企业那样有固定收入，他们就竭力在分红上打主意。这种矛盾曾促使瑞蚨祥的制度发生若干变化，变化虽然不大，但方向总是朝着进一步资本主义化的道路走。这种矛盾，也几乎使瑞蚨祥的分红制度发生变化，但终因西方力量薄弱，变化未能完成。因此直到解放以前，东西方之间始终保持着两重性的关系。
在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上，它的两重性就更明显了。瑞蚨祥的店员有两种，即所谓内伙计和外伙计。外伙计是纯粹工钱劳动者。他们系由当地市场随时雇进，并随时被解雇。雇进时甚至对工资可以自由议价（当然，在失业军威胁下这种自由只是名义上存在），解雇时也毋需任何理由。但外伙计人数很少。占店员数量最大的内伙计，情况就复杂了。从一方面看：他们和外伙计一样是企业内的劳动者，同样担任商品流转中的主要劳动（虽然和外伙计有分工）。他们的工资，一般不高于外伙计，有时还低些。他们的劳动强度也和外伙计一样，有时还更繁重些。所以他们和资本的关系，基本上也是雇佣劳动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内伙计都是在瑞蚨祥学徒出身的，他们和掌贵（西方）有师徒之谊。学徒又都是在山东章邱挑选，并须有殷实保荐人，所以他们在来源上，不存在劳动力自由市场；事实上，他们大都与东家或掌贵非亲即故。而更其重要的是，瑞蚨祥的掌匮（西方）都是从内伙计提升的：内伙计先被“记名”，过几年就给“开股”，以后就不支工资而分红利了；他们也就不再被称为“大哥二哥”，而被称为“大爷二爷”了。这就在内伙计中产生一种“时来鱼化龙”的思想，内伙计与资方之间有了一条通路，好象是一家人。由于这几种原因，内伙计在企业内居于一种特殊地位，他们和外伙计之间也划了一条鸿沟。资方也时常这样比方：内伙计是亲闺女，外伙计是小媳妇。
事实上，内伙计的这种特殊地位，不过是在资本主义剥削关系之外，加上（也可说保留着）若干封建性剥削关系而已。正因为他们大都和资方非亲即故，在瑞蚨祥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号里不见家里见”，即内伙计如果触犯资方，任你走到哪里都逃不脱资方掌心。正是由于他们有“鱼化龙”的前途，资方才可以把他们的工资降到外伙计水平以下和加强他们的劳动强度。正因为他们和资方有师徒之谊，资方才可以在经济剥削之外加上人身剥削；例如每当东家家里红白喜事的时候，他们就要被派去“当差”，有的一去就是半年。封建剥削总是戴着“温情脈脈的纱幕”，正如同资本主义剥削总是穿着自由平等的外衣一样。这就是“亲闺女”地位的由来。事实上他们之终得被提升为掌贵的，不过十之一、二，而且绝大部分是吃一厘股或一厘多一点的小掌贵。这种小掌贵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