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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国共产党对外经济思想的一次飞跃——中国加入WTO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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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3 11:25: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本文则从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的角度,回顾从1948年5月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23个原始缔约国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50多年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主客观原因。同时,本文还通过论述这种变化,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成熟和理论贡献,这就是:第一正确解决了主义国家怎样与世界共同发展问题;第二正确解决了中国发展能否和怎样借助于国外资源和国外问题。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对外经济思想 WTO
2001年底,经过长达15年的曲折和努力,中国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来说,都是一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事情。目前这方面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本文则从历史和中国共产党认识演变的角度,回顾从1948年5月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的23个原始缔约国之一,到2001年1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50多年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我们的启示。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忽视关贸总协定的背景和原因
众所周知,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国之一。1946-1947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参加了组织的筹备工作。在与美国等15个国家分别进行了关税减让谈判后,1947年10月,中国作为23个发起国之一,草签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48年4月21日,中国正式签署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从而于1948年5月21日起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中国成为关贸总协定原始缔约国,是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积极寻求美国援助的背景之下,因此在与美国的关税减让谈判中对美国让步较大,方便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占领中国市场,加入关贸总协定,标志着被正式纳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1949年,国民党败退,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3月6日,台湾当局以“中华民国”的名义,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照会联合国长,决定退出关贸总协定,这一退出于1950年5月5日生效。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国家政权已经更迭的既定事实,台湾当局已不能代表中国,其退出关贸总协定的行为自然是非法的,对此,中国政府从未予以承认。
但是,当时新中国政府对如何解决关贸总协定一事没有及时反应,除新中国政府把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新生政权,并且随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西方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外,更深刻的原因是我们当时我们在对外贸易上实行了与旧中国截然不同的政策。这就是:第一,将我国的对外贸易重心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转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国家;第二,根据中国经济落后情况和吸取旧中国受西方国家剥削的教训,实行了严格的“统制贸易”政策。正如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说的那样:“人民共和国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没有对外贸易的统制政策是不可能的。…… 对内的节制资本和对外的统制贸易,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将犯绝大的错误。”[1] 而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和苏联扩大对我国的援助,又进一步证明了上述政策是正确的。
新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之所以要采取“统制贸易”政策,是与100多年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贸易来压迫和剥削中国的历史分不开的。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建国以前的100余年间,中国正是以挨打、屈辱、不断失去主权和独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方式下对外开放的。从对外贸易方面来看,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中国完全处于不利地位: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外贸易被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控制和垄断。帝国主义列强于1843年取得了协定关税特权,从1845年起又霸占了中国海关的权,英国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相继窃据总税务司职位,中国大门的钥匙落到帝国主义手中,为它们的经济侵略大开方便之门。
第二,进出口商品结构完全适应帝国主义掠夺资源、倾销商品的需要。出口商品主要是生丝、茶叶、桐油、猪鬃、大豆、花生、锑、钨等原料和农副产品。进口商品除1913年前鸦片居首位外,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煤油、汽油、香烟、洋酒、食品罐头、糖果、化妆品、玻璃丝袜等消费品和奢侈品。据,自1873至1947年,每年进口的机器设备从没有超过进口总额的10%。洋纱、洋布、洋油等充斥中国市场,严重打击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对外贸易长期入超和不等价交换。帝国主义对中国倾销商品,使中国对外贸易自1877至1949年73年间,年年入超,总额达64亿美元,造成金银大量外流,经济陷于困境,加以历届反动政府以出卖主权乞借外债,从而加深了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和依赖。[2]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不仅改造了海关,将大门钥匙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而且实行了“统制贸易”制度,即实行进出口许可证制,并通过关税、汇率等杠杆来贯彻国家的工业化政策。
由于当时我国政府对台湾当局宣布退关未做出反应,也没有对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关系发表看法,因此台湾当局退关后不久,与中国进行过关税减让谈判的缔约方中有12个国家撤回了对中国所作出的关税减让,中国与关贸总协定的联系中断。
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2758号决议,关贸总协定全体缔约国重新审议了1965年通过的接纳台湾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决定,主动撤销了台湾的观察员资格,承认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能在关贸总协定代表中国。
中国之所以没有重视关贸总协定,是与这个时期我们对外贸作用的认识不足和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有很大关系的。长期以来,受国际制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我们把对外贸易看作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补充手段,将其局限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实行了一条进口替代,从而影响了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和交换,即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来加快国内经济发展。1953年至1978年,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23%下降至0·75%,在世界上所占位次,由第17位后移到第32位。[3]
对于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1963年周恩来的一番讲话颇能准确地代表那个时期党的的一贯思想。1963年12月,周恩来在同英国记者格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一贯执行自力更生的建设方针。这个方针的含义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劳动和智慧,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发展本国的经济;同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互通有无。”[4] 在理论界,1978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否定李嘉图的“比较”理论的。[5]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的降低,还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很大关系,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几乎没有停止地区冲突,似乎验证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而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中印边境冲突到中苏边境冲突,再加上台湾问题的牵制,也使得我国长期处于备战状态,这都进一步使我国不愿将经济过多地依赖于国际贸易。
二、中国提出“复关”的背景和决策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80年8月,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国际贸易组织临时会议,并参与了关贸总协定总干事的选举;此后,中国政府又几次派员参加了关贸总协定的商业纺织品委员会主持的国际纺织品贸易协议的会议,并且在会议期间就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问题与有关方面进行了讨论。这是自1950年5月台湾国民党政府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后,我们与关贸总协定接触的开始。1982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要求获得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的资格,并在当年11月获得批准。1986年7月,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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