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论马克思与诺思的经济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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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制度 制度均衡;制度特色;
  
近日来，忙里偷闲，争分夺秒，读完了许平中先生的几篇文章及其惠赠的著作《中西反差探源》，还有林岗等诸位合写的《诺思与马克思：关于发展和制度变迁动力的比较》。略有感想，简述如下：;
一．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解释世界，就是为了征服世界”。理论解释不了世界，当然也就征服不了世界。成不了科学的理论，便会成为玄学。理论的价值何在，要视其对于问题解释力，哪一种理论的解释力强，就相距真理近些；就像上购物，谁的购买力强，谁就是上帝。仅此而言，我是个“唯‘力’论者”。无论是诺思，亦或马克思，都是人，而不是神；只要是人，他就不可能是万能的；仅此而言，我是个“唯‘人’论者”；因为我也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二．  ;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解读，马克思和诺思都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唯物史观”与“选择史观”（许先生语）。这是目前对探索中国社会发展比较有意义，也比较流行的两种史观。先让我们结合中国的国情勾勒一下这两种史观。;
三．  ;“唯物史观”认为，自阶级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进入了阶级斗争的历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落脚点就在于阶级斗争。曾记得一位伟人说过：“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话：‘造反有理’”。占有生产资料者为剥削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者为被剥削阶级。刘邦、朱元璋当上了皇帝，就从被剥削者成了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刘阿斗、陈后主等被推翻的皇亲国戚则被逐出了剥削阶级。不知流亡贵族丧失了生产资料之后应归属哪个阶级。“龙生龙，凤生凤”的“阶级烙印论”在此似乎讲不通，因为“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至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何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矛盾的范式中，实在展现不出来。纵观中国历史，各类矛盾、斗争固然不少，但是所谓在没有外生变量的条件下有时代进步，于史无证。即便有，也是“五胡乱华”，或元、清两代的改朝换代；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社会起义”也好，“农民起义”也罢；无非是“彼可取而代之”；也与“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动力”无关。;
四．  ;许先生依据诺斯的“选择史观”提出：“产品差异大和费用低是市场兴起的最重要的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而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的条件。于是商品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相对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应当是条件使得产品差异小或（和）陆路运费高，因而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增长引起市场兴起的关键条件在于产品交换能够盈利。市场盈利来源于产品生产的差额”。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写到：“夫山西绕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 )、梓、姜、桂、金、锡、连（铅之未炼者）、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被多马、牛、羊、旃裘、筋革；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征者，求也），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这儿没有“奇珍异宝”或“奇技淫巧”的奢侈消费品，而是位于帝国中心地区“山西”、“山东”、“江南”等的普通产品，并且是“皆中国人民所喜好”的“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如此的商品差异，中世纪的西欧一定望尘莫及。至于运输费用，只要“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俗称：“亏本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司马迁是个“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人，顾亭林曾曰：“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26）可见，诺思的“产品差异”和“运输费用”，对司马迁的描述解释力不够。所以，他在《史中结构与变迁》之中译本序中说：“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of;the;institution)，这亟待作分析”。可见，他给自己的理论证伪，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并说：“制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有如何改变世界”。这一说法有助于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的“这些决定如何改变世界”。;
五．  ;“农、虞、工、商”，“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货殖列传》）这些部门都属于经济活动的领域，涉及物质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各个部门，各司其职，均衡协调，才能共同形成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条循环链。“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同上）“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如果说中世纪的西欧有“自然法”的“经济人理性选择”的话，而在中国则行不通；因为“自然法”哲学有悖于统治者“理性”。君权专制与市场兴起是犹如水火，难以相容；更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与民争利”，就必然抑制市场经济的兴起。且以西汉为例：西汉初年，大乱之后，萧、曹“无为而治”，“与民休养生息”；才有了“文景之治”。“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此乃“物之理也”。可到了汉武帝时，朝廷充分利用“国家的暴力潜能”（诺思语），人夺其势，“尽莞天下盐铁”、“置均输、平准官”；以官商压私商。还有“杨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于是富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同时“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借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在此过程中“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史记*酷吏列传》）。在这场博弈的作用下，其结果是底层之“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经营“虞、商、工”三大部门的富人只得“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商业部门从此一蹶不振，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的循环链断裂；这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特色之一；也是古代史上最可注意的制度变迁。盐铁官营，“与民争利”，“利出一空”；“农、虞、工、商”，这四大部门能留给社会的，只有了。“苛政猛于虎”，“竭泽而鱼”；导致“布衣匹夫之人”只有尽力务农，安贫乐道了。司马迁的“法自然”经济思想也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非理性化的理性选择才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常态，“存在是合理”是一种“有限理性”。机会成本只存在于“黑板经济学”(blackboard;economics)，而在真实世界里，虚无缥缈；孩子的出生就无法体现机会成本。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里，重农抑商的确有利于降低统治阶级的统治成本，可绝非是被统治者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许先生提出的“社会起义”中应该包括被统治者由于其理性选择遭受压抑后的“理性选择”因素。六．  ;综观中国二千多年的古代社会，君权专制与市场兴起的博弈从未停止过。与经济的二律背反，是古代中国的主旋律；政治权利与商业资本的抗衡从来没有平息过。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与低效率的经济机制是古代中国的常态。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强制，上统制，三位一体，造就了古代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制度环境；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制度特色了。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大前提下，私有产权制度无从谈起。这也应是“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亟待作分析”的原因。诺思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