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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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商人支配生产和工场手
手工业中的萌芽可归结为两种形式：一是商人支配生产，一是工场手工业。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从封建生产方式同资本主义过渡的“两条途径”。
商人资本(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是古老的资本形式，封建晚期，大理出现商人支配生产的情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不是所有商人支配生产都具有新的生产关系的含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称“商人直接支配生产”，指的是那引进支配小生产者的劳动的包买商。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所说的包买主，语义略有不同，指的是由小生产者分化出来的商人。[20]①我们现在史料中所见，主要都是马克思所说的包买商这种类型。
列宁所说的包买主的五种形式，在我们看来，其前三种还不能算是资本主义萌芽。这里，他们是通过买卖关系、借贷关系、交换关系来支配生产的，这种支配，尽管可以占有小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但并没有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关系。否则，象后来我国买青苗的情况非常普遍，亿万农民都要进入资本主义了。在我们考察的行业中，如商人对茶农的“先价后茶”，对蔗农的放“糖本”，对烟民的“给值定山”，对纸坊的“以值压槽”，都是这种况。我们考察它们的资本主义萌芽需另有依据。
所谓包买商，他实际是(1)“购买了暂时还占有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有原料的劳动力”；(2)“成了超过他原来商业利润以上的剩余价值的占有者”；(3)他“为了 以这个目的，还必须使用追加资本”[21]②，以购买原料供了的劳动力使用。我们是按这三条来确定包买商的性质的。
清中叶丝织业中的“账房”，可称为包买商的典型。它不权配机户，还支配染丝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并大多是计发工资形式，有相当大的追加资本。安掌握了全部生产过程，是相当完备的资本主义。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丝织业在明后期已有工场手工业的雏形，而到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
据我们考察，我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包买商的形式并不多。象广东佛山的铁钉、铁针业，景德镇瓷器的红炉(釉上彩)业，是受包买商支配的，但它们只是冶铁、制瓷工场手工业的附属物，事实上，我国包买商制度的大量出现，还是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事情。
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商人支配生产，除包买商制外，还有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
商人雇工生产，在农产品加工中甚为普遍，从砻米、磨面到油、酒、酱、醋都是，它们多是前店后厂，也有的是附设作坊。按说既是商人雇工，即是受雇于资本，为而生产。但是，要确定其资本主义性质，还必须雇工有一定的规模，有生产关系的具体。据我们考察，还只有某些地方的制茶、创烟丝、榨油作坊比较肯定，为数并不多。至于酿酒、制糖、造纸，则多半已成为独立的工场手工为了。
商人雇主制和商人于工场手工业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投资是否已转化为产业资本。例如，商人在陕西南部开设的圆木厂、枋板厂，投资颇巨，雇工众多。但所产木料，一般仍是由该商人运出山来，以至运销河南、江苏。这里，投于木厂的资工未转化为产业资本，其利润也主要是运销利润，并由住在大城市的商号统一核算，因而我们视为商人雇工生产。反之，如北京西产的煤矿，也是商人所办，而所产的煤大都一出窑就卖给别的运销商，煤矿的资本也就转化为产业资本，它就不是商人支配生产，而是独立的工场手工业了。这种区别的意义，在于两种资本的性格有所不同。
棉布加工业中，苏州一带的踹坊，雇工近二万人。他们实际是由商业资本布号发工资的，但又有包头组织作坊，也有投资，商人只垫支可变资本。可以说是介乎包买商和工场手工业的一种中间性质。为棉布加工染坊，规模比踹坊更大，可能也是这种性质。但因鸦片战争前的有关经营的史料未详，还难肯定。
通常论及商人支配生产的特点是，它不改变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而是维护这种生产方式。不过，这就包买商制而言。在商人雇主制中，就多少已经改变了；在踹坊这种形式中，也已不是个体生产了。当然，就更多的革命作用来说，还是工场手工业。事实上，在我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也还是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一个特征是劳动分工，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扩大再生产。但是，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资本主义萌芽中的工场手工业是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那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之后)的情况相比的。有些行业，如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本来没有多少劳动分工。有些行业，如造纸，虽说“过手七十二”，实际一人可兼不同工种。在我国还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如景德镇的制瓷业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即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加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清代苏州的丝织业，也因一些工种独立成行，由织户临时雇倩，原来工场手工业的迹象反而消失。在我们的考察中，一般不以场内分工多少作为工场手工业的规模，而主要看一个资本支配下劳动者的数量。
我们所见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工场手工业，是四川的井盐业。其也因井、灶等的专业化妨碍了场内分工。并且，它用工最多的是“担盐之夫”“盐船之夫”和“挑水(卤)之夫”。前两种可能是按件计价给个体劳动者，担水夫则史料有明确记载，都是临时工。一套井灶所雇用的固定工人大约不过一百人，我们也依此决定其工场手工业性质。富荣盐场头号资本家族王三畏堂雇用的固定工人共一千二百余人，二号资本家族李四友堂三大灶共雇佣固定工人五百余人。这恐怕是当时最大的工场手工业主了。采矿业，固然矿工众多，但雇佣关系复杂，前已言及。惟云南铜矿，最大的商人投资据说有二十万两，可能也是大资本家了。
六 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意义
考察资本主义萌芽，是探讨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一个萌芽过程。然而，它有着广泛的意义，它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
本世纪初，曾有一种理论，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作用下产生的，即所谓外铄论或移植论。最初，这是因为人们并不理解“资本主义”这一外来名词的含义，而以为它指的就是那些有高大烟囱和机器隆隆作响的怪物。如果是这样，对于发生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就只能从文艺复兴和精神上去找原因了。不幸，当时输进的西方史学也正是这么说的。[22]①其后，《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人们了解到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但是，在中国并没有一个象西欧那样长达二、三百年的工场手工业阶段，加以外国资本在中国势力的嚣张，对于中国资本主义有没有自己的历史，仍然是不肯定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改后，发生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论战中，任曙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论点，并认为这是帝国主义资本的“伟大作用”。任曙是中国托洛茨基派的理论家，他在这个时候提出外铄论，其含义就不同了。虽然不是所有托洛茨基分子都是提倡外铄论，但他们都是把帝国主义资本和资本等同看待，认为两者是“共存共荣”的，“好象在世界一个部门内合股经营”。因而，只要外国商品占领市场，并进入，就“绝对地破坏了中国封建热势力”，中国就“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23]②这就轻而易举地否定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道路，取消了中国革命的任务。
历史上有移植的资本主义。《资本论》有一章“现代殖民理论”讲的就是这个。当时，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澳洲建立资本主义工业，最大的苦恼是找不到工人。聪明的皮尔先生，不仅把价值五万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