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经济发展：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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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三元结构理论研究的一个综述性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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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二元结构反差扩大的事实显现了二元结构理论实践的局限性。信息化作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转型障碍的必然选择，客观上确立了、工（商）业、信息产业并存的三元结构，中国的发展实质上表现为三元结构的转型过程。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构建与三元结构相适应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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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统发展路径：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
  二元结构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展中国家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二元”一词通常来说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或国际间的经济性和性的分化。最初是由伯克（Booke，1933）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义者所经营的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结构的一种单纯的描述。后来，本杰明·霍华德·希金斯从“技术二元主义的角度”，用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来表示原有部门和先进部门的区别，从而进一步描绘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二元结构学说的创立者是美国黑人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rthurLewis），他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城市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两部门的收入增加，二元结构逐步走向趋同，过渡到了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由于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后来的研究者也将二元结构称为城乡二元结构。后来，拉一费模型、乔根森模型、哈里斯一托达罗模型、缪尔达尔模型对这一理论赋予了新的内容，使其更加充实和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把二元结构的转换置于完全的机制基础之上。在发达国家，二元结构的转换是通过漫长曲折的自我演进，在市场作用下实现的。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早已不存在早期现代化的一些有利条件，它们大都面临着经济起飞和加速工业化的使命。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摆脱劳动过剩的特征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显然，这种现象是古典和新古典二元学说无法解释的。为此，有学者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结构框架中，拉克西特（M·Rakshit）的发展模型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认为避免完全市场机制下劳动力利用不足和“托达罗失业”，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资源配置弱化，应该引入政府干预，以满足结构转换的需要。
  二元结构的消除或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问题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去转换。按照结构学派发展经济学的主张：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依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商业部门大量吸收，在现代化基础上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二元结构逐渐趋于一元化，这也就是“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现象。二元结构转换的结果应是工商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普遍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各部门、各地区平衡协调发展，经济逐步走向发达的道路。很显然，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必然路径，必须具备二个条件：（1）现代工商业部门的扩大（高水平的城市化）：（2）传统农业的改造。从世界范围看，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包含着从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一体化这样两个过程。
  上述二元经济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农业之间存在劳动生产率差异这样一个事实，论证了二元结构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设计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农业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样一条二元结构的转换路径，并引入了政府的干预对完成结构转换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忽视了工农业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原因，由此削弱了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
  　　　　二、发展与结构转型：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中国是一个如刘易斯所预言的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农业大国：一方是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另一方是相对强大的城市工业。但是，从中国的实践看，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并不像理论表述的那样一帆风顺。近代中国一直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即工业化的过程中。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前30年的特殊体制和选择试图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跨越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重工业的发展又以超强制地抑制劳动力转移为前提，使二元结构的特征更为强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党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有了新的变化（1979-1985），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到纠正，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以上，但分阶段看，1979—1985年7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15.2％，而且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内部。但自1985年以后，农业的发展开始徘徊不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显著停滞，改革以来现有产业结构中已经逐步减弱的二元结构强度，也再次出现复归。
  二元结构反差的扩大实质上是工农业产品都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使得工业上的先进生产力无从发挥，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缺乏推动力，导致城市失业和农业部门依然处于不发达状态，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以牺牲农村地区为代价，导致农村地区不发达状况的恶化和不平等状态的强化。
  如何缩小二元结构反差？仍然依照二元结构理论，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否可以达到希望的彼岸？这些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很显然，新的举措必须满足：改造传统农业、激活城乡工业、发展服务业的三大要求；从社会关系上看，要实现繁荣农村经济、城乡统筹发展。许多学者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最佳选择。但问题是，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城市化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因为，工业的发展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聚集、规模的扩大，从而引起人口的聚集。人口的聚集同时带来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伴随着人口更大规模的聚集。正确的策略只能来自于对现状的精确分析和选择合适的突破点。要缩小二元结构反差，就必须从时代背景出发，沿着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寻找答案。生产力形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明形态，影响城乡二元结构突破的最根本问题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道路的选择。原有的二元或三元经济模型，都把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这显然是原有生产力形态的反映。在信息时代，人们在传统产业已经很难找到突破口，新的突破口一定是在先导产业上。这个新的突破口就是信息产业。因为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部门、缓解就业压力，会导致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提升产业结构，激活经济发展的潜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IT和信息化一直处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跑地位，IT革命的支柱PC和互联网等技术多数起源于美国，而美国的经济却保持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正是信息化的成功才造就了美国90年代新经济的兴起。
  这样，信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信息产业的规模以及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1）在产业结构上，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取代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2）在交往手段上，虚拟网络取代实体网络，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联系最广泛、传递速度最快、经济价值最高的交往载体。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市场信息知晓权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权显然属于有完善的数字网络的国家或地区。信息化将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信息贫困”的新危机。对于中国而言，起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内需不足、工农业产品出口受阻的根源在于信息化程度不够，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低。正如伦敦巴努斯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信息的贫困者才是真正的弱者，是新世纪的受害者、旁观者”，中国正面临着信息贫困带来的经济落后的危机。在新危机面前，中国可以在其他方面稳步前进，但是在占领制高点，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已经没有犹豫的余地，必须把信息化作为基本国策。
  　　　　三、转型规律：从三元结构到一元结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元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但是，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元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因此，城乡二元结构一元化的前提是三元结构的转型。实现三元结构的转型，本质上就是指在高技术含量的信息产业、现代生产方式的制造业、传统的农业并存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发展经济。对象的变换导致传统的二元理论的适应性受到限制，必须依据三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发展新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
  1.知识生产率取代劳动生产率。在二元结构理论里，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已经非常成熟、相对稳定，因此，工业技术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就只当作已经存在的外生变量。而在三元结构理论框架里面，世界信息产业的前景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同样具有诱惑力，他们的起跑线基本上是一样的。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发展行业，必须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自然，研究三元结构的转换，首先要研究的是影响信息技术产业自身发展的因素。二元结构理论强调的是结构转换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但在信息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知识生产率，即生产知识，且把知识转化为技术以及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效率。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即使劳动生产率再高，在剧烈竞争中仍无法摆脱被动甚至被淘汰的命运。知识生产率替代劳动生产率将是一个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三元结构理论是以知识生产率为突破口来研究信息产业部门的自身扩张问题。自然，影响知识生产率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人的素质高低。如何通过信息化加大对资本的投资，提高公民素质便是三元结构理论研究的重点，也具有不同于二元结构论的特征。
  2.信息部门对工商业、农业部门的改造作用。信息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高渗透性、倍增效应等特征，它既可以涉及一、二、三产业，又兼容在各行各业中。从各国的实践看，对传统产业不仅没有造成威胁，反而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发展：信息技术对农业各个领域的渗透，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水平；现代信息技术和方法对传统制造业的渗透不仅使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也使资源消耗大大减少；信息技术应用于传统服务业，可以降低经营，提高生产效率。信息产业使传统产业的市场规模扩大，分工更加细化，经济效率提高而获得更大的发展。区别于二元结构理论的是，三元结构论强调结构转换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对一、二、三产业的改造作用，而二元论则忽视了工业技术对农业部门的影响。在三元结构的转换过程中，注重信息产业部门对一、二、三产业的影响将成为三元结构理论研究的重点。
  3.劳动力流向的多维度与有条件的流动。劳动力的流动是发展研究的主要命题，甚至是“惟一”命题。二元结构论认为劳动力由农业→工业→服务业，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本道路。在三元结构条件下，基于信息技术的服务性，一、二、三产业部门均可以通过信息化获取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劳动力的流向可以呈多元化，即劳动力可以同时流向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技术产业，而不是呈单向流动。而且，在信息化的背景下，新增就业岗位不仅仅是城市经济创造出来的，而是由城市和农村共同创造，即所谓的城区统筹就业。这是因为信息技术在农村的应用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新的产业需求；可以深化社会分工，促进农村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因此，劳动力在多个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机制和分布特征便成为三元结构论的研究重点。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的是，在二元结构转换的进程中，劳动力在农业、工业、服务业之间的流动几乎不存在劳动技能的障碍，因此，刘易斯称之为无限的劳动力供给。而在三元结构条件下，劳动力的流动却面临着信息化知识缺乏的技能障碍，无论是从操作设备还是技术信息处理，特别是在一、二、三产业全部推进信息化后，劳动力的技能缺乏会导致城乡失业度上升。因此，加大对城乡劳动力的和培训，解决城乡劳动力技能不足的问题便成为三元结构转换不同于二元结构转换之处。
  4.结构转型的制度保障。古典和新古典二元学说的结构转换都是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基础上，认为要素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三元结构论则是建立在政府干预思想基础上的，这是因为从经济发展的实践看，发展中国家业已存在的二元结构反差使得国家间或地区间要素市场化极不完善，造成发展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能力与意愿有所不同，形成信息鸿沟，进而造成贫穷的恶性循环，强化贫富差距。如美国率先发起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及发展信息经济的政策，使它一直处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核心位置，位于利润流的上游，而一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被边缘化。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了克服初始条件的路径依赖所形成的信息鸿沟，就必须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冲破旧的二元结构（城乡、国内外）制度壁垒，主动建立起一套适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体系，使国家间和地区间的信息化建设同步进行。同时，还要看到，信息技术的进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变化，信息经济通过不断影响非正式制度安排，而对正式制度的变迁产生需求。在二元结构条件下，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三元结构条件下，知识的地位上升，从而将呈现知识产权、资本产权融资的新格局。又比如，随着技术的进步、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产品和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都会要求建立更为健全的制度保证，如网络安全、、人才市场、技术市场、市场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发展信息经济，就需要一定的生产要素的制度保障。
　　　　四、三元结构视角下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