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基于政府与市场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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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政府和关系的论争贯穿于发展理论发展过程的始终。本文考察了自发展产生以来的主流理论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及其变迁的原因，并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政府 市场;
政府（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发展的两种可供选择的手段，他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和激烈争论的话题。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梳理可以清晰地折射出整个发展经济学思想的演变历程。从20世纪40年代末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中为第一阶段，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为第三阶段。[1]（P.67）其主流理论经历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主义的复杂流变，其政策取向经历了“政府至上”、“市场至上”和“制度至上”的演变。笔者认为，其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经历了二者互斥到互补的变迁，并因此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
  一、经济发展理论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
（一）市场或政府：互斥的两者;
早期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基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对比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刚性、时滞、短缺、剩余、低供求弹性等结构上的特点，因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是利用市场来解决静态资源的配置问题，而是动态的可源的供给增长问题。在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三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发展中国家前两者都较为丰富，唯独资本最为稀缺。他们认为，不同国家发达程度的差异说到底是化水平的不同，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从贫困走向富裕就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资本——以机器、设备和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的形成及其快慢速度就成为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的首要条件。目标与资源禀赋的尖锐冲突不可能通过市场化的方式，而只能靠政府用计划手段扭曲要素价格来实现工业化。对比较优势（P.萨缪尔森称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背离使这些部门没有竞争力，必须依靠国家的政策予以保护，保护措施中最为确实可行的是进口替代。[1](P.7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1970年的一份报告中对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极端重要性作了较为完善的论证：“政府在工业扩张过程中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扮演一个被动的角色。计划已成为工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和核心的部分，因为市场力量本身不能克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深层次的结构刚性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比，计划在发展中国家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更大的可行性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必须考虑的变量数目较少，更大的合宜性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发展中国家中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进行合作的自发机制的运行比不上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不成熟的市场不足以提供一种机制，以确保私人的决策能符合的偏好和经济目标的最优结果，因此，计划就是完全必要的了。”[2](P.31)所以，古纳·缪尔达尔说：“在长时间的困惑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的不发达国家的特别顾问们……推荐将中央计划作为发展的首要条件。”发展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优秀的顾问和技术专家提出好的政策建议，然后由优秀的政府去实施。”[3]（P.2）;W.W.罗斯托在其1960出版的《经济成长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也明确指出，政府必须发挥中心作用。;
对政府的具体作用，“发展性国家”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完整细致的描述。政府不仅为发展进程提供大量的基础设施，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还将其权力和影响扩展到所有影响经济发展进程的领域。除了维持社会的秩序、稳定和开展对外关系等基本的职能外，政府行为涉及的领域还包括：、科学和技术开发；有关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工资、就业、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构成、消费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有关信贷条件、货币问题、、预算、开支等方面的政策；有关预算、公共投资、商品和劳务生产、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和销售、国有化、私有化等方面的经济政策；有关调解、仲裁、司法、制裁、执法等方面的政策，以及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由此可见，政府包揽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完全排斥了市场的作用。;
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拉尔（Lal;D.）引用某些实行控制政策的国家失败的例子对反市场机制、支持计划化、支持政府控制和干预的“国家控制教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visible foot）”对“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拉尔指出，大量的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与发达国家的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同样服从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自我利益的“刺激-反映机制”。不仅如此，穷国的经济主体由于“储备”较少，反倒会根据经济的变化做出更为迅速的反应。所以，在发展中国家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这样，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4]（PP.539-540）一句话，价格机制完全能够使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静态最优必然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并转化为动态的资源最优利用和良好的发展绩效。政府解除对外贸易的管制，不仅能够对国内企业形成刺激，而且可以获得比较利益。所以，鲍尔(Bauer;P.)明确指出，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而拉尔则指出，把“价格理顺（get;the;price;right;）”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4]（P.117）为使价格机制良好运转，政府应该“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5]这种观点后来被人们为“华盛顿共识”，即减少政府干预，尽速实行私有化，尽速推行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降低政府财政赤字；价格，特别是实质利率，应由市场决定，并严格控制通货膨胀，以维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华盛顿共识根本没有提到政府的作用，认为市场会自动地解决解决经济发展的一切问题。[6](P.18);
我们看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都把自己的政策主张推向了极端，简单的肯定政府或市场，把糟糕的现实经济发展绩效归因于另一方的介入，认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和市场是彼此排斥的，而没有看到两者有效结合的可能性。;
（二）市场和政府：互补的两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开始运用于发展经济学，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科斯定理表明，当交易费用为零时，制度是不重要的。换言之，当存在交易费用时，制度就会影响到资源的配置。所谓制度，是指约束人的行为并将其导入特定渠道的一套规则。具体地说，制度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可称之为立宪秩序，是一个社会赖以建立并显示其特征的基本准则和要素，它涉及文化、意识形态、基本经济体制等诸方面 第二个层次则是具体的政治、市场制度安排。在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的分析框架中，制度的这两个层次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市场制度是内生变量，而立宪秩序是外生变量，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困境根源于缺乏一套有效的市场制度，而这种制度之所以未能出现，是因为深受政府影响的立宪秩序普遍存在重大缺陷。;
诺斯(North;D.)等人认为，上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非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后者只不过是增长的表现。具体地说来，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是英美等国在近代实现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制度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将潜在的外部收益内在化的要求，当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