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分配理论的陈述——与卫兴华、谷书堂、绛锦聚、钱伯海、关柏春磋

2015237

　　 ; 价值这个概念太有争议了，为了说明分配的原因、机制和过程，本文将尽量不使用“价值”这个概念进行描述，而是尽量使用财富这个概念进行描述。但是本文的陈述得有“价值与生产力成正比”这个前提和“自私 + 利他”这个人性假设，这是因为在反比（包括递减）和自私下不可能有价值的分配。
; 一、请卫兴华、谷书堂、绛锦聚、钱伯海、关柏春五位来的原因
; 已有的基础学（价值理论）都是依“谁创造归谁所得”来构建的，这在实际上是没有分配理论，与实际情况不符。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缺少分配这个环节寸步难行，但是分配理论在基础经济学中缺位了。在“谁创造归谁所得”的思想下，不管是那种价值论要说明一要素的报酬是合理的，就一定是论证该要素的创造就是这么多，且也只要论证这一点其理论也就视为正确。显然我国现在要补农，要扩大内需，这依“谁创造归谁所得”是没法说明的，因为农民没创造更多，为什么要给他更多？补上“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我们将发现报酬与创造不统一，而这种不统一是正常。在马克思经济学体系中加入“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便能非常好地解释实际，本文邀请五位来也在于说明这一点。
; 卫兴华与吴易风、苏星等是马克思经济学的坚定捍卫者，一直认为剩余价值论不能动摇，但是前年（2004年）在中南财经大学的一次学术会议时卫兴华问我价值是否要分配，这说明了他并非仅是一味忠诚马克思理论，也在思考马克思理论的不足。我想我是靠谈价值分配起家的，他多少知道这一点，于是才有此问。补上“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则价值与价格之间将有“价值分配”这个环节，从而价值不能直接决定价格，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有问题。显然《资本论》第三卷的价值转形就是指价值分配，但是《资本论》第一卷却没有价值分配，也没给价值转形留下任何余地。马克思看到了转形，但是他的反比又不允许转形，因为没有多余的价值。显然，假如各部门在基期获得的已是平均利润，那么某部门在其劳动生产力提高后，由于没有价值增量，它获得的正好还是平均利润，不需要转形。此时如果转形了，则该部门反而得不到平均利润。价值转形只有在正比下才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
; 也许有人会重复马克思的理由，说技术有机构成变了，所以要转形，但是马克思没注意到技术有机构成变了意味着劳动生产力也变了，进而说明买机器和劳动力的代价也变了，显然马克思设定买机器和劳动力的代价不变。另一问题是，马克思说利润投入再生产后会使总C增加，从而要转形，但是马克思明显忽略了人数的变化。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则总C增加后劳动人数必须同比增加，仍不存在转形。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利润转化成后总C增加，而总人数不增加，这说明劳动生产力提高了。显然劳动生产力提高后，机器和人的价格都要反比将低，可是马克思没考虑这种降低。这种降低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不能转形或两个总量不等。两个总量不等在于马克思设定价格C和V不变，而其反比定律则使价值C和V必须变。在马克思转形下，如果考虑到技术有机构成变后生产力要提高，则两个总量肯定相等，利润率也不断降低。但是，问题是利润率降低的速度太快，据个人演算，假如基期的利润率为100%，则第十年的利润率为3.33%,这种下降速度是不可能事件。
; 绛锦聚是第一位在我面前表示怀疑“谁创造归谁所得”的教授，是在2001年的由南开大学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时。
; 谷书堂和钱伯海的正比论是大家知道的，这也与我的Q=FT不谋而合（更深层的分歧在本文不谈，本人认为价值是财富的量）。正比符合计量学中的同比定律——即量与量的属体同比变化，如谷的规模增加一倍，则其量也必定增加一倍。在正比下引进分配理论后，马克思的反比和剩余价值论同样得到说明，且说明更流畅。在宏观层面的分配是按平均法则进行的[1]，这样当剥削的评判标准以该法则为依据时，则所得在平均水平之上的那部分便为剥削的，反之所得在平均水平之下的那部分便为被剥削。这种陈述与马克思要表达的没有大的区别，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中由于没有分配理论，没法进行动态描述。当发展后人们工资会增加（这是事实），这样一来假如基期的工资为100，剩余价值为100，但是现在人们还那么劳动（如搬一块石头），工资为300，那么工人现在剥削谁了？当价值（财富）正比增加时，以平均化规律为剥削的评判标准，我们能很好地说明工人的工资现在为何是300了，并仍然可以确定资本家现在同样在剥削工人。这是因为在正比下现在社会的价值（财富）总量多了，工人要分得更多的价值（财富），所以工资得涨到300，但是资本家同样是干活其所得却远远高于300，所以资本家剥削了工人。
; 在正比且分配下，斯密和马克思都强调的反比以及西经的递减同样能得出来。假设有100人，10人生产粮100斤，每斤粮的价值为1个。另90人生产棉100斤，每斤棉的价值2个。这样平分后每人有1斤粮 + 1斤棉 = 3价值，于是：
  ; 每斤粮分得价值为：10人×3价值/人÷100斤粮 = 0.3个价值/斤粮。
  ; 每斤棉分得价值为：90人×3价值/人÷100斤棉 = 2.7个价值/斤棉。
; 由于加入“价值分配”这个环节后是分得的价值决定价格，所以粮的价格为0.3元/斤粮，棉的价格为2.7元/斤棉，于是1斤棉交换9斤粮，与斯密和马克思陈述的交换比例完全一致。这里定义1元钱象征（或含有）1个价值。
; 现在棉的生产率提高一倍，产棉200斤，有价值400个。这样平分后每人有 1斤粮 ＋ 2斤棉 = 5价值。此时：10个粮农将要分得50个价值的财富，于是粮价为 50 ÷ 100 = 0.5元/斤；90个棉农要分得450个价值的财富，于是棉价为450 ÷ 200 = 2.25元/斤。则，粮与棉的交换比例为：0.5∶2.25 ＝ 1∶4.5，即1斤棉换4.5斤粮。显然，较之棉的生产率没提高时的1∶9，棉兑粮的比例降低一倍，反比（递减）了！
; 仅就交换比例而言，正比和反比下的交换比例是完全一致的，只是价格具体的值不同。但是，（一）在正比下谷书堂提出的总量问题不存在，而反比下社会的价值总量不足。从实际看，社会总价值量（GDP）是随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的，而非反比讲的不变。（二）粮的价格上涨（递增）了，这是与实际相符合的。个人西方经济学不太了解，不知递增和递减为和水火不容，但是这里对反比（递减）和上涨（递增）统一在一起了是肯定的。粮、房、理发的价格不断上涨是事实。
; 其实在马克思的反比下，从商品形态上看，棉部门多生产的棉也是白送给粮部门的——与粮部门“共产”了，但是马克思没法从价值上说明这种平均分配。马克思是意思到这种不足的，于是说其理论只在社会（商品社会）有效[2]。这虽然很坦诚，但是一个科学理论如果只能说明一段经济，这大概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所希望的。其实从本人揭示的平均化规律不仅直接导出共产主义制度，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也进行同样的说明，还能对当今贫富差距过大进行最有力批判，——尽管这是题外话，与本文无关。
; 关柏春对按劳分配是有研究的，也许他已意识到按劳分配不能陈述所有，所以在其一文中邀请我参与他的讨论（记得有这邀请）。从我已建立的分配理论来看，分配是分层进行的，没有那个分配规律能统管一切分配行为。我的分配理论有三个分层，宏观分配、微观分配、不确定分配。在宏观层面我目前只知道平均化规律，而按劳分配是微观层面的一个分配规律，是“谁创造归谁所得”这种分配思想的一种具体化。按劳分配不能陈述所有已是不言而喻，如：
; （一）上面说的同样劳动的报酬在过去是100，现在是300。不管是从价值上看还是从财富实际形态上看，农民的报酬比以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