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温州模式”变迁与创新——兼对若干转型理论假说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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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温州在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束缚下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支付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以有效地化解改革的外部与内部阻力。“温州模式”的制度变迁是追求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随着《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必然向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渐进转化，从而标志着“新温州模式”的诞生与发展。
【关键词】“温州模式”　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　政治成本　“新温州模式”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包含两种改革成本：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实施成本包括改革过程开始之后一切由体制决定的“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效率损失；摩擦成本包括改革的社会阻力所造成的时间和物质的耗费（樊纲，1993）。改革必然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其本质是“非帕累托改变”，故必然会出现有些人受益，有些人受损，形成改革阻力与摩擦成本。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统治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渐进改革有必要将摩擦成本进一步区分为政治成本与调整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改革主体推进市场化改革必须突破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羁绊，冒着犯“政治错误”的风险；调整成本是指改革的“非帕累托”特征要求对改革“受害者”进行补偿，从而减少改革阻力，使市场化改革得以继续。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一旦引入“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就成为“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金祥荣，2000）。“温州模式”是随着全国制度环境变化条件下，追求“解放思想”方面的摩擦成本最小化（即政治成本最小化）改革方案而推进的以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温州模式”与传统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不同在于：微观经济主体在长期受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统治的制度环境中推进制度变迁以寻求获利机会，必须解放思想以突破意识形态刚性带来的政治成本障碍。因此，“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探索出一条解放思想的摩擦成本（即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改革路径。
一、“温州模式”的初始条件
“温州模式”是在全国性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中，率先通过需求诱致的局部制度变革所形成的浙江省以至全国“制度创新”的一个“空间极点”，或者说类似于发展极意义上的“改革极”（金祥荣，2000）。在全国范围内，温州率先发生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与改革前温州的一系列初始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构成温州市场化改革的初始条件，并决定这场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与力度。
（1）文化传统。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舒尔茨，1968）。这些规则既包括正式的约束，如法律、政令和条例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文化、习惯和禁忌等。一旦某种行为约束为人们所普遍认可并内化到自身的价值观体系时，便成为经济当事人自发行为的引擎，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在温州，文化动因是解释温州较全国其他地区率先推进制度变迁的基石之一。发端于南宋的温州永嘉学派已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南宋时期，温州商业十分发达，仅永嘉县的商业税就达2500多贯，相当于当时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7倍，来温州经商的人不仅包括全国各地的商人，还有日本商人。永嘉学派的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历史积淀对温州人的商品经济意识的崛起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近代，温州于1876年被辟为商埠，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更为频繁，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与永嘉学派功利主义哲学观的冲撞与融合，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的“温州精神”。温州域内特有的“功利主义”商业文化传统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
（2）人口压力。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诺斯和托马斯，1973）在考察西方十世纪至十六世纪的经济史时发现，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从而迫使人们不断改变土地所有权以更加集约地利用土地。“此外，由于最好的土地逐渐被拓植，人口的进一步增长驱使居民以更集约的方式来耕作现有的土地，或是移往比较贫瘠的土地。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土地和劳动力的相对价值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也对契约结构并最终对那些基本的制度协定具有深远的影响。”（诺斯和托马斯，1973）改革前的温州，人口与土地（耕地）之间存在长期持久的紧张关系。1978年，温州市人均耕地面积仅0.53亩，农民人均纯收入仅113元。198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文对全省五个贫困县进行政策扶持，其中有三个县（泰顺、永嘉、文成）属于温州市。在温州农村，人口与土地之间紧张关系造成的生存压力迫使人们尝试突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利用制度，藉以获得制度外收益。“早在1956年，当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处在初级社到高级社迅速过渡的高涨之际，温州永嘉县委却以三溪区燎原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试点单位，有组织地进行‘包干到户’实验，在我国农村开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先河……到1957年，全地区实行包干到户的合作社多达1000个，社员17.8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5%。”
（3）地理交通。温州地处沿海，临近台湾，国家在准备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对温州的投资十分有限；从建国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总投资只有6.55亿元MACR;。另一方面，温州交通条件恶劣，一面临海，三面临江，金温铁路于1992年正式动工，直到1997年才全线开通，在较长时期内温州与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存在较大交通障碍，十分不便。恶劣的地理交通条件造成温州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78年，温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仅3762万元，其中国有单位投资为3599万元，集体单位投资为163万元°。在公有经济部门（国有与集体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人们对公有制经济在安置就业等方面没有太大的期望，迫切要求从公有经济部门以外寻找获利机会，而温州特殊的区位条件造成的相对封闭、孤立的经济环境为这种具有极高政治风险的尝试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试验区”。
二、“温州模式”：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基本特征与环节-=HX 7G0!a"2*$1_QiL=V 8FB/;行政管理论文zu8k-C.I}Pi_O;~^n_CZ85
制度变迁的本质是“非帕累托改变”，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形成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和阻碍力量。“温州模式”这种局部性制度变迁的改革阻力包括外部阻力与内部阻力。改革的外部阻力指改革的参与者群体（推动力量）以外的其他利益集团（包括政府、社会团体与公众等），因感受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损失（相对收入下降等）和间接利益损失（价值观冲突等），结成改革的反对者同盟（阻碍力量），对改革的参与者群体施加压力。改革的内部阻力指由于改革参与者对制度外收益的获取能力差异造成改革红利在不同参与者之间分配不均，相对收入下降的参与者对改革产生不满情绪，由改革的参与者、推动者转变为改革的旁观者、反对者。“温州模式”的成功在于探索出一条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最小化的改革路径，即改革的推动者通过“借壳”、“补偿”等多种方式，成功地化解了改革的内部阻力与外部阻力，推进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路径以较小的成本规避了意识形态刚性对微观经济主体合作性契约安排的进入限制，是微观经济主体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调整滞后的一种回应。
（1）外部阻力的化解
1.争取改革进入权：微观主体行为。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微观经济主体发现现行制度的非均衡，相互之间签订合作性契约安排推进“至下而上”的制度变迁将遇到进入障碍（杨瑞龙，1998）。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对微观经济主体之间合作性契约安排的进入限制使得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发生“变形”、“扭曲”。“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变迁模式的重大意义在于微观经济主体通过对合作性契约安排（改革方案）进行“适应性调整”，以规避正统意识形态调整滞后给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从而获得改革的“进入权”，成功推进政治成本最小化的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在改革的进入权问题上，温州的企业组织演变史是对微观经济主体突破意识形态刚性以获得“改革进入权”的深刻反映。温州的企业组织演变史与西方国家的企业组织演变史有较大的偏离，其一表现为早期的“挂户经营”；其二表现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出现，其三表现为非公有制企业建党。在改革初期，家庭成员之间合作性契约安排（家庭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不被法律认可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合作性契约安排必须嫁接在公有制经济上以获得改革的“进入许可证”。“挂户经营”的出现就是微观经济主体为合作性契约安排寻求“政治庇护”，以规避意识形态刚性带来的政治风险。在“一大二公”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与其让外部势力通过“解放思想”来接受这一“新事物”，不如向拥有合法地位的利益集团（如集体企业）缴纳一定的“挂靠费”以冒充公有制经济获得制度创新的进入权，这一做法遵循了成本最小化原则。当家庭企业规模扩大时，家族内部的资本供给难以满足企业规模扩张对资本的强烈需求，向家族外部融资成为必然。但在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束缚下，家庭企业的“政治身份”难以在正规金融部门获得融资，这一方面诱发民间借贷市场这一非正规金融部门的产生；另一方面，家庭企业通过穿上“股份合作制”这种带公有制经济性质的“外衣”获得企业对要素市场替代的进入权。很明显，股份合作制企业设立“公积金”是微观经济主体规避意识形态调整滞后带来“政治风险”的重要表现。在“十五大”召开以后，私营企业的合法地位得到正统意识形态的确认，正统意识形态的公有制偏好微调使得温州许多股份合作制企业迅速通过股权回购实现向私营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转变。这一现象充分表明微观经济主体对正统意识形态调整滞后所付出的巨大改革成本。在温州，非公有制企业规避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成本还表现在非公有制企业建党。自1987年浙江省第一家民营企业党支部——温州瑞安振中机械厂党支部诞生至今，温州非公有制企业已有党支部958个；其中百名职工以上企业已建立党组织的有560家，组建率达60%NOT;。从某种意义上说，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建党是微观经济主体对现行正统意识形态调整滞后的一种回应，是微观经济主体为迎合正统意识形态所做出的某种“牺牲”，是遵循“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最小化原则所作的理性选择。
2.捍卫改革成果：地方政府行为。随着放权让利改革战略和财政分灶吃饭体制的推行，地方政府具有了独立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模式，从而在向市场经济的渐进过渡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杨瑞龙，1998）。在杨瑞龙教授的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内，地方政府是作为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角色出现的；而在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内，地方政府是作为制度变迁的次级行动集团角色出现的。在“温州模式”的改革道路中，地方政府与微观经济主体共同分享潜在制度收益，也要突破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化解中央政府（正统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与其他地方政府（“温州模式”的潜在反对者）的改革阻力。财政收入的迅猛增加是对微观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高绩效的一种反映；这直接关系到中央政府对“温州模式”突破正统意识形态进行局部制度创新的容忍度。在分税制国家财政框架内，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则直接关系到地方政府对本级政府辖区内制度创新的热情与支持度。财政分灶吃饭以前，温州市预算内财政总收入增长十分迅猛，1978～92年间财政总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6.83%；财政分灶吃饭以后，温州市预算内地方财政收入连年超过中央财政收入，而且两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参见图1）。由于温州的微观制度变迁带来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使得中央政府对这一局部的制度变迁一直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地方财政收入的不断高增长以及地方政府收入份额的不断扩大，使得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驱动充当这场制度变迁的积极　“解说员”。温州每年都要接待数以万计的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视察组、考察团，当地政府要从“积极”的立场解释、介绍“温州模式”，以消除或纠正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温州模式”的“误解”或“偏见”。这其中支付的部分“业务招待费”就属于“解放思想”方面的政治成本。从1998～99两年温州市国家机关的经费支出来看，业务费支出占经费支出的比重为16～17%，业务费支出占当年GDP的比重为5～6‰（参见表1）。虽然把温州国家机关业务费支出近似看作地方政府对“解放思想”、消除改革外部阻力的一种成本支出有些牵强，但事实上温州（包括当地政府与企业）对这方面的成本支出与这一数据相比，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温州地方政府为保护、捍卫高效率产权制度所作的“牺牲”，是地方政府追求本级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地方政府为“温州模式”的合法化进行了一场改革“保卫战”。图1　温州市预算内财政收入：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资料来源：《温州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