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双膨胀的挑战和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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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预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可能超过11.5%、且2008年增长依然强劲，但有关增长稳定性的争议越来越多。特别是下半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突破了十年的最高点，8、9、10月的物价水平均在6%以上，进入了温和的通货膨胀区间，同期资产价格上涨更为迅速，股票指数在上升中幅波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出现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双膨胀格局。双膨胀直接挑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首先，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进程中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传递效应，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可贸易工业部门加工成本的提升速度和潜在上升势头不小。其次，农业部门的成本也不断提高，导致一些农产品价格走高。再次，受成本推动，中国第三产业部门的长期"价格压抑"正在逐步释放。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靠财富存量是支撑不住经济增长的，必须依靠实业的国际竞争力来促进增长，宏观政策取向上要明确激励实业的创新和发展，抑制资产和通货膨胀导致的成本上升过快。
关键词： 消费物价指数，通货膨胀，资产价格，股票指数，宏观政策，国际竞争力
　　预测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将可能超过11.5%、且2008年增长依然强劲，但有关增长稳定性的争议越来越多。特别是下半年的消费物价指数突破了十年的最高点，8、9、10月的物价水平均在6%以上，进入了温和的通货膨胀区间，同期资产价格上涨更为迅速，股票指数在上升中大幅波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出现了资产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双膨胀格局。双膨胀直接挑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从他国经济发展轨迹观察，在一国本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从重估到膨胀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有人认为重估就是资产膨胀甚至是泡沫化的过程），但同时伴生通货膨胀的现象却较少，"东亚模式"中更为少见，这主要是由于本币快速升值过程中相应的国际采购成本降低，消费品价格表现平稳。日本和东亚四小龙都曾经历过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对进口的依赖大，汇率快速升值带来的主要是商品价格的紧缩效应，制造业都是因"便宜"而具有竞争力，服务业发展也比较充分，物价上涨的基础没有，货币冲击主要集中在资产上。日本在1985年汇率重估后的20年间，其CPI增长率最高时为1991年，仅为3.24。台湾1996年-1997年股价狂涨期间，CPI增长率大多在3%以内。中国则不同，出现了双膨胀问题，值得厘清机理，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以稳定经济增长。
　　
　　一、资产和消费物价双膨胀格局显现端倪
　　
　　在中国汇率升值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过程中，资产重估引致的资产价格膨胀不会局限于资产部门，而是正在很快地传导到实体部门。在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的推动下，中国开始直面近十年来罕见的资产和消费物价双膨胀格局。按"巴拉萨－萨缪尔逊原理"，可贸易部门的快速增长有明显的工资传递效应。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因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抑制，这种工资传递效应一直不很明显。但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过程中的资产价格上升加快后，可贸易工业部门的传递效应却开始逐步显现。这种传递，不仅仅体现在向非贸易部门的"巴拉萨－萨缪尔逊型工资传递效应"，更重要的是在汇率改革和城市化触发下资产价格重估的更广泛的"成本传递效应"，包括土地、水、空气、税收、融资成本等的上升，同时作为大国还必须承担国际价格的冲击，农业部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成本都开始上升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开始出现。
　　
　　首先，汇率升值和城市化进程中资产重估带来的成本传递效应，在国际因素的推波助澜下，可贸易工业部门加工成本的提升速度和潜在上升势头不小。究其表现，一是，从2005年汇改前至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上升了约9%（从8.27到7.46），相应地抬高了制造业的出口成本，这一"价格－成本效应"还将在长期内缓慢显现出来；二是资产重估背景下土地、水、空气、税收、融资成本等不断上升，以及城市生活成本提高、"民工荒"等原因引致的劳动者加薪预期上升，不断抬高制造业要素投入的成本；三是由于国际生产性因素、美元贬值和资产投机原因，近年来全球农产品、原料、石油等基础品价格的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更明显，它加剧了国内工业部门成本推动型价格上涨。虽然整体的实际汇率变动不大，甚至由于欧元的坚挺还小幅下降，对出口有利，但对原材料上涨的抵消作用极小，导致了出口品的成本－价格上升。中国的出口品价格已经不断上涨（世界银行，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