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演化经济理论视角下转型经济研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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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众多经济理论流派中，演化经济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一支。说它古老是因为这一思想的起源非常早，早在1898年凡勃伦就在其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一门演化的科学》中主张运用演化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说它年轻则是因为演化经济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才逐渐被西方经济学界认可，温特和纳尔逊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以满意为假说，提出了遗传选择－变异创新的分析框架，恢复了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和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彻底地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一统天下的局面。与上述二人同期的研究还包括博尔丁和史密斯，虽然他们关注的角度和采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但是都可以视为演化经济思想复兴的标志。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演化经济学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研究日益系统深入，新成果不断涌现，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多西、魏特、安德森、梅特卡夫、杨格、霍奇逊和多普菲。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不同学者对于演化经济学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已经基本达成了共识，其下一步发展的关键就是开始着手建立自身的理论体系。
　　该理论体系的构建决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抽象，而是需要对大量历史案例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来不断形成和完善。因此，一批从事演化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构建这一理论并运用该理论来解释经济现象。其中成果很多，较为活跃的一个领域就是对转型经济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有一批长期从事转型经济研究的学者也开始吸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并将其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
　　
　　一、基于演化经济理论的转型经济研究的有关成果及其核心观点
　　
　　初步梳理转型经济领域研究的有关情况，可得出以下研究成果及其核心观点。
　　
　　（一）“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转型
　　
　　理论界对于“转型”，概念的理解一直存在着分歧，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持有这种观点的组织和学者包括世界银行、斯蒂格利茨和罗兰。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转型是指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和科尔内。这二者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宪政规则的改革是否应该属于转型的范畴，或者是说市场这种资源配置的方式能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相容。如果二者可以相容，那么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存在着合理性，否则中国的转型就不完全成功，或者说不彻底。本文并不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更多的评述，但是只要对比一下中国和东欧国家的转型效果，就可以发现萨克斯等人用短期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的正面效果来阐释转型的做法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为“大爆炸”政策辩解的成分。
　　演化经济学则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选择机制。任何变异与新奇在整个经济系统中能否存在及传播都由这种选择机制来决定。因此，在评价经济演化结果的时候，依然可以沿用生物学的“适者生存”标准来加以判断。所以，演化经济学充分承认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认为这恰恰是人类社会发展多样性规律的一种体现。所以，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就是转型。
　　
　　（二）微观参与者是转型的主体
　　
　　推动经济转型的主体到底是政府还是从事市场活动的微观参与者呢？这是转型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指导东欧国家进行转型的休克疗法主张限制政府的行为，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可是，休克疗法却使得东欧国家陷入了长期的衰退之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斯蒂格利茨和尤素福等学者在反思东亚奇迹的时候就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演化经济学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与“制度设计论”不同，演化经济学认为从宏观层面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或者是“经济体制”并不是自己发生变动的，而是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具有具体性的一些领域中，微观主体相互作用，不断累积，促使这些主体的性质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进而改变了生产方式，最终促使转型实现。
　　转型的过程是极其复杂的，可以视为系统性的制度变迁。诺斯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制度是由一些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和规则组成的，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它虽然会对人们行为的形成产生影响，但是它却不能阻碍微观主体的演化。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政府并不居主导地位。经济中的一些赢利性或非赢利性参与主体才是真正的规则制定者，随着他们对现行法律和规则的态度与情绪不断的积累，最终就会影响政府和其他参与主体，以实现对正式制度的修改。所以，在研究转型经济时就不能单纯关注政府所发挥的作用，还必须把其他参与人的作用也考虑进来，二者共同促进经济演化。其中，作为微观参与主体的组织或个人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就是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这包括规范、标准、习惯、价值观和道德判断等。
　　以八木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基于上述观点，提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其实并不是按照最初的意图来进行的，而是基层广大群众的行动，以及政治机构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演化形成的，并且这是一个极其曲折的过程。
　　
　　（三）初始条件的差异决定了转型结果的多样性
　　
　　转型的起点和终点分别是什么？东欧的政治家接受了西方学者的建议，采用休克疗法以实现转型。那时，他们认为转型的起点和终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根除计划经济体制，用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取而代之。可是，这样来定义“转型”的起点和终点就过于简单了。因为，各个国家的初始条件是有巨大差别的。而根据演化理论的观点，初始条件的差异将会对演化的结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初始条件是过去累积的产物，而转型的过程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不同的国家由于初始条件的差异，其转型的结果自然也不会收敛于同一点。
　　具体来说，初始条件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经济基础，另一个则是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了前者，而演化视角则更为关注后者对转型的影响。诺斯认为在过渡时期，由法律等构成的正式制度急速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是非正式制度一般还受到以前社会主义体制的影响，其演化是非常缓慢的。大野健一为了把握转型过程中的连续性提出了“基层社会”的概念，他认为从社会主义时期继承来的习惯和价值判断实际上是会被长期保持的，即在转型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存在着惯性，这也正是构成基层社会的核心要素，并进一步提出基层社会是不能跳跃发展的命题。梅德维杰夫也发现社会和心理领域的问题同样会对转型产生重要影响。他认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社会民主主义，为了推动这种社会势力的成长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恢复国家的权威。波兹南斯基也认为不可逆的思想观念需要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
　　
　　（四）演化形成的混合经济必然会长期存在
　　
　　在转型之初，西方学者和东欧的政治家都认为计划与市场非此即彼，而混合经济是最坏的选择，必须要排斥。可是历史并非如此，在很多转型国家都出现了混合经济。由此可见，混合经济在一定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因此，在计划和市场二者之间还有广阔的领域值得学者们去深入探究。特别是与混合经济相适应并且在特定环境下演化形成的一些特殊治理模式往往会在转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网络治理模式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查万斯和马格宁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出现了一些紧密连接的网络组织。这主要是因为在转型的过程中，国家并没有为市场经济在法律、产权、交易和会计等方面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这就使得企业在经营过程中要面对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市场。为了缓解不确定性的影响和避免高昂的交易成本，企业之间出现了一种结合的动机，希望以此来保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可是，这种网络却逐渐地演化形成了非正式的垄断，制约市场体制的形成和作用。斯塔克和布鲁兹特在研究这一问题时， 就提出了“扩大化的责任说明”概念。他们认为企业之间彼此阐明责任是经济交往中的必要行为，可是非正式垄断的出现则是一种被扩大化的责任说明行为。其背后的经济涵义是国家必须帮助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否则市场机制就不能发生作用，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垄断。此外，产业政策的实施也是一种介于计划和市场之间的模式。它的实施必须以政府职能的明确界定为基础。这是因为政府一旦创造出了市场就意味着它本身只能在市场经济中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了。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就会对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俄罗斯在对国有资产进行再分配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限定政府的权利，造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吞。在中国，地方政府具有同样的问题，由于他们会为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利益考虑，因此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的时候便会大打折扣。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变化后的正式制度和还处于演化过程中的非正式制度结合在一起就演化形成了转型时期常见的“混合型制度”。马格宁认为混合型制度可能是像罗根所讲的“因为组合而出现的新事物”，它可能表现出持续的生命力并且会对体制的将来和宏观经济效果产生长期的影响，即锁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