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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李约瑟之谜的完整表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李约瑟提出的有关中国文明的两大不解之谜近年来再次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兴趣。他在《传统中国的科学》一书的引言中提出两个千古之问。之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之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李约瑟，1981，P．3)①李约瑟的问题其实还暗含一层往往为中国人忽略的意思，即在他看来，由科学革命(一般以16世纪的哥白尼革命为其发端)上溯14世纪，即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造福人类方面并没有领先于西方。所以，要回答他提出的有关中国之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千古之谜天然包含的三个部分：一，为何在公元2世纪之前，中国并未领先于西方；二，为何在其后的14个世纪期间中国走到了西方的前面；三，为何从16世纪起，中国又再度落后。在研究李约瑟之谜的众多文章中，大多忽视了或者回避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因而将李约瑟之谜理解为中国自古以来就领先世界，只是近代(1500)以后才落后了。其实，忽视了李约瑟之谜的第一部分，也就无法回答第三部分，甚至连第二部分的答案也有可能误入歧路。
①原文分别为"... the question of why modern science, the 'new or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t" the time ot" Galileo, had arisen onl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not in Chinese or Indian." 以及"…… a second question hiding behind that first one: namely, how could it be tha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had been much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European in finding out about Nature and using natural knowledge for the benefit of mankind for fourteen centuries or so before the scientifie revolution?" 见J. Needham 所著"Sci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
李约瑟终其一生，未能找出令人满意的谜底，却向世人证明了在长达14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确拥有包括四大发明在内的傲世的科技发明。鉴于直至19世纪初中国的经济总量仍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Maddison，2001，表B-18)，人们自然提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何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疑问。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有联系，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科学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但产生科学革命的地方并不一定发生工业革命。反过来，后来发生工业革命的英国近代以前并非科技发明的重镇。例如，科学革命中作出革命性贡献的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和牛顿等巨星中，只有牛顿是英国人，并且出现于科学革命的末期。开科学革命先河的哥白尼，其祖国波兰在欧洲一直不算先进国家。文艺复兴时期意气风发的意大利，启蒙运动时期人才辈出的法国，在出了许多令人炫目的科学、哲学巨人后，也都长期沉寂，并未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显然，工业革命较之科学革命需要不同的条件。
工业革命的发生及其带来的工业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自觉选择和设计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业革命所需的各种必要条件正好汇集于当年的英国而触发的结果。各种文明和各个民族，包括中国在内，对这场革命的发生都作出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和间接的贡献。然而，来自各个民族的贡献并非出自它们的初衷，工业革命的后果更出乎它们的意料。
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初看起来带有偶然因素。为何到了18世纪下半叶，地处欧洲边陲、被乾隆皇帝斥之为蛮夷之国而不屑与之交往的英国，正好能提供工业革命的所有必要条件，而不是拥有灿烂古代文明的希腊、中国，或印度，也不是首先带领欧洲走出中世纪黑暗的意大利，或借哥伦布发现美洲而一度称霸全球的西班牙，或首先将启蒙运动的理性之光带给世界的法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2．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
要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所需的必要条件自然要比继起的工业革命发生地所需条件强得多，因为工业革命具有全球性影响，迫使各民族结束自在状态，使它们或自愿，或被迫地走上工业化道路。1776年英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生了工业革命，这表明，单以当时人类所掌握的技术和科学知识计，已能支撑工业革命之发生。由于本文旨在讨论工业革命，所以本文以科学革命的成果为给定前提，提出以下五项工业革命发源地必须同时具备的条件：(1)良好的地理禀赋条件；(2)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3)较高的工商型城市化水平的条件；(4)与其他文明有民问经济交流的条件；(5)安全保障的条件。
以下简单解释这五个条件。一，地理禀赋条件指的是适当的地理位置，地表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以及由地理位置而来的气候条件。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的地理位置离主要文明的距离必须适中，既能容易地吸收主要文明的已有成果，又能保持相对独立。煤、铁矿藏存在于交通容易达到的本土之内。耕地和气候所能支撑的人口能达到一定规模，但又存在较强的人口压力。二，城市化的条件不但指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指城市是开放性的，并以工商活动，而不是官僚机构为城市生活的中心。三，和其他文明有民间经济交流的条件指的是民众有经营外贸的自由和航海传统，因而有内在动力源源不断地输入外界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四，经济制度的条件指的是私有财产的所有权及其自由交易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有相应的比较自由的政治制度作配合，既能保护私有财产，又能避免专制引起的对经济活动的任意干预。五，安全保障的条件指的是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具备免于被异族征服的能力，甚至有征服异族的能力，以免文明因蛮族的入侵而大幅倒退或湮灭。
这些条件的出现可以有先后，但是，只有当这些条件同时汇集到某一地点时，才有可能在该处发生工业革命。地理禀赋的条件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因为这是影响古代文明出现的早晚和所取形态的主要因素。工业革命之后，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制约力日益下降，在讨论社会—经济的变化时，往往遭到忽视。从遗传基因理论可知，现代人类的祖先均起源于非洲中南部。他们走出非洲丛林和草原时，尚未形成社会，也无后来才有的语言、肤色、文化、制度和行为上的差别，平均潜在智力也应基本一样。他们逐渐散往几乎所有适宜居住的陆地和海岛，以追逐生存所必需的土地。显然，他们其后发展出不同的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所面对的不同的地理环境。
3．本文假设
本文的假设为，工业革命之前各民族处于自在状态，影响他们走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为他们各自所处的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不同。本文用以下两项似乎矛盾的事实验证上述假设：第一，宋朝的疆域剧烈减少，城市化水平却空前提高，工商活动与海外联系变得活跃，并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著称于世；第二，元朝以后中国疆域相对人口获得周期性扩大，中国反向农本社会倒退，创造发明日趋沉寂。
4．本文结构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对有关中国为何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文献作以简单回顾；第三节以古代中东、古希腊和英国为重点，介绍地理禀赋对工业革命之前的各个民族发展路径的重大影响；第四节介绍赫克谢—俄林理论与内生型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第五节介绍宋朝及继起各朝的疆域相对人口的变化；第六节以历史事实验证用地理禀赋及其变化的假设来解释中国社会长期自陷于农本社会的原因的有效性；第七节为结束语。
1．宋朝之谜
中国未能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已是历史事实。究竟原因何在?见仁见智。哪个朝代与工业革命的诸必要条件最为接近?也是众说纷纭。国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最早在明清时候出现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许涤新和吴承明，1985)或“早期工业化”(李伯重，2000)。国际上有些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专家则认为，较之明清，宋朝才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朝代”(黄仁宇，1997，P．456)，甚至是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费正清，1994，P．90)。这些问题代表了极为有趣的学术挑战。对此加以研究，一定能提供许多值得今天借鉴的经验和值得回味的教训。
宋朝以活跃的商品经济和繁华的城市生活、比较自由的市场制度和对外贸易政策，以及影响深远的科技发明而著称于世界。“火药、罗盘、活字印刷术以及胆铜法、火柴等等，大都是10世纪末到11世纪发明创造的。这些发明创造是宋手工业生产发展极为显著的标志。”(漆侠，1999，P．32)。这使人不禁发问：一个面对外族的连年入侵都不能自保的朝代，为何在经济、技术、文化和制度创新上却有如此的成就?什么原因导致宋朝在丧失大片成熟耕地的不利条件下①，获得空前的经济繁荣和技术突破?宋之后中国是否仅有经济总量的增长，还是仍有质的提高?
①北宋先丧失黄河以北的部分平原，南宋又丧失淮河以北的所有平原。这两处自古以来都是支撑中国人口的最重耍的耕地所在，也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2．泾渭分明的两派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其实都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解答李约瑟之谜的一部分。黄宗智在他的“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1994，pp.2-6)中指出，在中国国内比较典型的看法有循环停滞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相对应的在西方则有冲击—反应论和近代早期论。在循环停滞论者看来，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种超稳态(金观涛，1984)。原因有种种，限于篇幅，仅列举几个。其一为，单一经济结构的小农经济具有顽强的自给自足性(陈平，2000)。其二为，自古以来中国正常的制度和生产力的演进经常因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而中断，甚至倒退，出现周而复始的循环(刘昶，1980)。其三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投资的回报率高于对工商业的回报率，因而工商业无从发展(姚洋，2003)①。其四为，中国的文字和语法结构束缚了中国人对法理社会的思考和探索，使中国长期停滞于礼俗社会(韦森，2004)。
与这些观点对立的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者。在他们看来，中国最早在明朝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却先后受阻于满族的入主，以及后来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入侵(许涤新、吴承明，1985)。但是如果将满族入主和后来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不区分它们所代表的截然不同的生产模式和社会制度，便难以说明同一种生产模式，为何在欧洲各处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在当年的中国却将之窒息，这与后来上海等中国近代城市快速崛起的经验也是不相吻合的。
①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特别值得进一步探讨。
冲击—反应论是海外的主流看法。持这种论点的学者认为，中国本身并不能进步到工业社会，但能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费正清，1994)。中国不能自发进展到工业革命的原因，在明清两朝人口急剧繁殖，使社会剩余几乎丧失殆尽，处于一种高水平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之中，因而无法提供工业革命所需的资本来源(Perkins，1968；Elvin即伊懋可，1973)。没有来自西方的刺激，中国会继续自锁于马尔萨斯的人口陷阱而不能自拔。艾德荣(Edwards，2005)的最近研究则认为，明以后的政治制度的变迁使中国的产权体系退化，创造发明动力消退，使中国无法发生本土性的工业革命。
近代早期论者从国外呼应中国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认为中国在明清两代并未自锁于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之中(Lavely and Wong，1998；Lee and Wang，1999)，或认为至少长江三角洲一带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活动水平和西欧发达地区如伦敦一带旗鼓相当(Pomeranz，2000)。这种观点认为，若无后来的西方的冲击，中国有自发走上工业革命的可能①。
①这种观点直接挑战在西方一向占主流地位的冲击—反应论。然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很难站得住脚。谨举几个例证。首先，明清两朝复种指数提高的本身说明当时人口对土地乃至生态的压力显著加大。这种做法在江南这样得天独厚的地方没有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但在其他地区生态后果的严重性是有目共睹的。第二，本来中国的北方人口的主食为小米和小麦，南方人口的主食为大米。因而可以说，中国南北方的人口自古以来以今天所说的精粮为主。但是到明清时，由国外传人的玉米、土豆、花生和番薯被普遍推广，其中玉米、土豆和番薯竟成为西南、西北、东北、淮北和中原一带农民的主食，甚至在江南地区的贫困家庭，也以这种粗粮充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倒退。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才有显著的改进。今天，随着小麦和大米的供应上升，农民又纷纷改吃小麦和大米。可见当年农民由精粮改吃粗粮，也是迫于无奈，反映了人口对土地压力的上升和维生水平的下降。另外，明朝时棉花的栽种已经普及，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下层人口的穿衣问题。不然到清朝时人口的急剧上升，由明朝时的一亿多变为四亿多，麻和丝绸的价格会变得极为昂贵，更不必说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土地种植桑、麻。关于明朝晚期中国相对欧洲的总体情况，利玛窦的札记(2001)提供极好的参照。利玛窦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态度严肃而中肯，对欧洲和中国有深入了解的传教士。他于明朝晚期(1582—1610)到中国生活了将近30年。从他的札记可以看出，虽然他对中国的自然资源和物产的丰饶，中国人的勤俭、善良赞不绝口，但对中国的制度、文化、科技、建筑，以及人民的孤陋寡闻，官府及士大夫的排外情绪，都有十分中肯的描述和批评。连中国应该引为自豪的丝绸和造船技术，在他看来也无法和欧洲的同类产品相比。他对中国一般住房之简陋也多有着墨。在他看来，建筑的用料、设计、坚固性、美观等和欧洲不可同日而语。显然，在利玛窦看来，当时的中国从总体上已经落后于欧洲。
当然，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观点。例如，李伯重既支持中国在明清两朝的江南地区出现早期工业化的观点，又认为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属于劳动密集型，演变为英国式重型结构的工业化的可能性不高(2000，第11章)。
3．内卷化论和发明模式论
黄宗智(1994，PP.16-18)则认为以往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理论都不能圆满解释中国的特殊国情。他一方面认为明清时代中国的确存在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否认循环停滞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人口过剩，农业劳动的每日边际产品递减与城市中工商业的繁荣同时存在。他甚至认为后者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所谓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由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动力不是来自厂家的唯利是图，而是来自农村剩余人口在土地之外寻找出路的企图，因而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并不一定会在中国出现西欧意义上的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在观察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乡镇企业的经验之后他又得出结论，工业化并不一定非在城市中进行，因而提出要寻找第三种理论和第三种发展道路(黄宗智，p.36)①。
①然而乡镇企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最近广东、浙江出现的劳工荒说明，中国的工业化还是不能人为地割裂为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要素和产品的市场还是必须统一，产权也必须明晰化和个人化。另外，无论何种企业，收益至少要能抵消成本，所以对利润的考虑是丝毫不能忽略的。黄宗智关于中国应该走出一条农村工业化的特殊现代化的道路的呼吁，似乎建立于短期的观察，并没有持续有效的实证的根据。90年代中期之后苏南模式的解体，苏南乡镇企业的改制说明要走第三条道路在当代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文贯中、新望，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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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13 10:2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