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刘国光就我国经济增长率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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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的经济增长率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约２０年的高速增长。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９．５２％。这一增长速度，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大致相近，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高速增长期大体也持续了２０年左右。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以后，都出现了减速的过程。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都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减速的情况。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已经呈现出这种趋势。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已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约平均１０％左右，过渡到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的８％－７％之间。这一趋势将左右本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
中国现实经济增长率之所以下降，主要背景是：经济发展由资源、供给约束型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型，由粗放的数量扩张型转向同时追求效率与质量的集约增长型；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压力。同时依靠制度变革带来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主要是农村劳动力和资源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的势头减弱也是增长下降的一个原因。但是，由于目前中国在人均收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和国际化水平等方面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而国内城市与农村之间、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巨大差距，所以中国经济蕴含着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无论从需求的角度还是从供给的角度看，支持经济增长的力量依然很雄厚。因此，中国经济的减速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仍能保持相对快速的增长势头。中国经济在本世纪初可以实现７％－８％左右的平均增长率，考虑到国内外发展条件的变化，个别年份升至上限９％，降至下限６％，也是有可能的。在此范围内起伏，均可视为正常的发展。
如前所述，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中国经济一直在７％－８％的增长速度区间运行。但这几年中国经济的现实增长率，低于潜在的经济增长率，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人估计，我国现时潜在增长率在９％上下，有的估计，在８％－１０％之间。由于就业状况不佳，社保措施不健全，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居民消费需求受到遏制；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振，及在准入、融资等方面的限制，社会民间投资的增长也受到遏制。这几年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通过支持政府投资对拉动国内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内需不足的问题一直萦绕着我们。外需增长也受到国际局势和市场形势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求不足的市场约束，使我国潜在的增长能力难以发挥出来。
现实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证据，是我国社会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无论是人力资源、财力资源、物力资源都有较大的余力没有发挥。人力方面，大量劳动力资源未充分利用，使就业压力增大。物力方面，产品严重过剩，生产能力闲置，社会库存增加。资金方面更是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储蓄超过８万亿元，金融机构的存贷差由１９９８年的９１７４亿元，上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３１?３０２亿元，平均增长率高达５０．５％，大大高于同期存款增长的速度，导致存贷差占存款总额的比重升到２００１年的２１．８％，今年６月底存贷差已达到３４?００７亿元，即目前有１／５的银行信贷资金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大量的储蓄无法转化为投资。由于供大于求的局面持续难解，通货紧缩的阴影挥之不去，物价呈现出长期性回落的趋势。
今年我国经济形势好于预期，现实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比去年加快。我们希望经济增速加快的势头能够持续下去。当然我们不能指望现实的增长速度回复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位数的高峰。然而经过努力，现阶段的潜在增长速度是可以达到的。只要我们努力增加内需，把未充分利用的财力物力人力资源动员起来，这个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和效率与就业并重
目前，我国未能充分利用的社会资源潜力中，最为醒目的是劳动力资源。与资金资源、物质生产力资源相比，后两者受短期和周期性因素影响较大。而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则是我国的重大资源优势，它不仅对短期增长起作用，而且是长期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中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今后一、二十年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一件大事。但中国劳动力的丰富目前却形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由于人口基数大，且劳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劳动参与率较高，今后１０年至２０年又处于劳动力资源增加的高峰期，每年新增劳动力逾千万。加上失业下岗人员，农村待转业的剩余劳动力，今后每年需要增加千万以上个工作岗位。而目前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只有约８００万个。并且，随着科技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所能吸纳劳动力的弹性系数逐渐降低。目前我国劳动力人数约７．５亿，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劳动人口４．３５亿的１．７３倍，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要安排这么多就业岗位。中国就业问题的出现又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为提高经济效率而付出的代价，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本。中国大量人口的就业压力，源于极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资源（自然资源、资本资源）之间的矛盾。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采取就业优先的增长模式，而不能采取其他资源优先的增长模式。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白皮书》中说，中国政府始终将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任务，通过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这项积极的劳动就业政策在实际执行中遇到许多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观念成为思想理论界多数人的共识，政府推出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促进提高效率。其结果是在提高中国经济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基尼系数的急剧上升；同时效率优先要求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加速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虽然政府将控制失业列入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但众所周知，宏观政策有四大目标（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理论上应同时兼顾，实际上不同时期往往各有偏重。如在“软着陆”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事实上是以稳定物价为优先。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以来，政府虽然努力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但事实上并不是以就业作为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优先目标，而是以就业增长作为经济增长政策的配套措施和副产品。但是应当注意，经济增长不一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有些部门（农业、矿业、某些制造业等）的经济增长还伴随着就业的下降。问题在于，就业增长并不单纯取决于经济增长一个因素，而是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变化两个因素。因此，为解决就业增长，就必须一要经济增长，二要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人估算，如果能保持“七五”规划每年７％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就业弹性由目前的０．１提高到０．１５，那么“十五”期间就能解决４０００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我国当前就业弹性呈现下降趋势，有必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减缓、阻滞这一趋势，乃至进一步促进提升就业弹性。这需要在技术进步与结构调整的政策上作出大量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