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不要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

190016

　　（一） 已经出版的有关著作和我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
我国经济学界“非主流经济学派”的兴起，源于1994年左大培在《经济学消息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经济学界也要反腐败”，支持政府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批评部分经济学家为投机资本讲话。我在1995年发表“超越左右翼”的文章，并且发起了“经济学非主流观点”的讨论会，参加者有张祥平，刘力群，顾海兵，左大培等人。
至2000年为打破“经济学主流派”的垄断和对不同观点的封锁，对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有意识贬低和妖魔化，我组织了20多次思想讨论会，并整理了14次讨论记录，在网上发表，邀请了非经济学家参加，如自由主义者丁冬，秦辉，王东成，杨继绳；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马立军等人。
从2001年开始，我们全面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反思引进西方经济学的后果。
几年来，已经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和学者，出版了非常高水平的著作，抵制片面鼓吹全球化，市场化，自由化的主张。如：
赵英：《大国世纪》，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超级产业，而不是仅停留在为跨国公司打工。
杨斌：《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从战略和谋略角度研究美国政策，打破了以美国是“生产力规律”代表者的神话。
韩德强：《碰撞》，反对静态比较利益，以德国历史学派为理论依据，批判经济主义自由主义。
胡鞍纲，杨帆等：《大国战略》，从中国的大国特性，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特性考虑战略问题。
杨帆，荆林波等：〈中国走向选择〉，提出跨世纪中国的重大争议和选择问题。
张祥平：〈美好的中国人〉，提出西方化将把中国引入灾难，要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以游记方式提供了农村调查，打破了经济学的模型数字化。
另外，民族主义者王小东，房宁，乔边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反对中国对于全球化的盲从。乔良，王湘穗的《超限战》，提出对抗国际霸权的军事思想。
我所主编的〈世纪选择〉丛书，将在2001年8月出版第一批，年底出版第二批。这是
中国“非主流经济学家”集体著作。包括：
高粱的《战略产业》，卢周来的《国防产业》，李大光的《国际战略》，张祥平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左大培的《反思90年代中国的经济学》，我和苑林雅的《21世纪大个竞争》，我和卢周来编写的《中国非主流经济学文选》，还有一本全面论述中国环境问题的书，都是被统治中国9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所忽视或者有意排斥的问题。
我们要想告诉大家的，就是中国经济学界还存在不同的声音，这是代表中国大多数人的，代表国家总体利益的，在方法上也不同于主流派的故弄玄虚。
在前言中引用了陈岱荪先生的文章，他在临终前已经尖锐地指出在中国滥用西方经济学的危险。这篇文章被他那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学生们封锁，我把它再次发表。在中国，一场反思90年代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大论战已经开始，“经济学主流派”垄断经济学讲坛，研讨会，传媒工具，回避争论是不可能的了。
最近我在一些国际研讨会上阐述了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特整理如下。
（二） 贵州《中西部开发》研讨会：
质疑“自由市场经济”，主张中西部开发前期以计划经济为主导
海南研究院的迟福林，和其主要顾问王珏教授，有强烈的市场经济导向，但主张劳动者拥有产权，主张社会公平，类似国际上的“人民资本主义”，比那些权力资本的代言人要好得多。
在他们主办的“中西部开发与民营经济参与”研讨会上，大多数人仍旧遵循“市场经济导向”的原理，提出中西部开发应该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并对中西部政府的政策，观念，体制，法制提出许多批评。总之，为什么资金没有能够大批进入中西部，主要是因为中西部体制落后，国家垄断多，限制了“自由市场经济”。
我的发言是：
首先，应该讲讨论规则，交代自己的研究方法，避免由于方法不同引起的无谓争论，或者是方法不明引起的各说各话。
听了会议发言，大多数人是依据政治经济学和制度学派的方法和理论的，这些理论强调制度因素，重视市场化制度改革，在许多场合已经出现滥用和教条主义，许多人有意无意地把“市场经济导向”作为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予设前提，把一切成就归为市场经济，而把一切错误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我看这在思想上没有超过斯大林主义的水平，都主张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都认为在生产关系中制度最重要，所有制最重要，只不过过去是国有最好，现在是私有最好。这类话说得多了，就形成“话语霸权”和“市场经济导向的语境”。大家不是说要解放思想吗？那么我在一片“市场经济万能论”中，说要搞好计划经济，是不是也算解放思想呢？学术界能够针对政府搞解放思想，我能不能针对学术界的“经济学主流派”解放思想呢？
恰巧，在中西部开发问题上，至少在前期一二十年，没有办法市场经济导向，因为生产力太缺，你机遇改变生产关系也没有用，还是需要计划经济，国家投资为主体进行长期投资，先解决生产力问题。应该谈如何搞好计划经济，防止贪污腐败，在运行时尽量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比如采取公开招标等，但是计划经济为主导，国家投资为主体，在中西部开发前一二十年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导向”，大家不愿意承认，市场经济，在经济研究中成为价值取向，甚至成为教条和信仰。我是不接受的。
我的研究方法，是现代投资学，即比较资本在东西部的收益率之差。很明显，在一二十年内，资本在东部的收益率大大高于中西部，以经济效益为目标的国内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大部分仍旧会投入东部。即使把所有优惠政策的效果都计入，充其量减缓中西部和东部差距拉大的速度，而不能够缩小差距。
我提出计划经济在开放初期为主导的观点，建议中央政府多给钱，并发展中西部的国防产业，关键是要搞好计划经济的监督管理，包括请国际机构参与监督，包括利用市场机制进行公开招标，但不能不切实际地强调市场经济导向，继续搞什么双重体制并存的腐败过渡，这样，公共工程引起的腐败将更加严重。
第二，理论方面的误导。
中西部发展与东部大大拉开了距离，甚至到了危及国家安全，环境保护和社会稳定的地步，当然是改革开放以来“梯度发展战略”造成的。但是被市场经济教条误导的中国经济学界，却一定要把它归结为市场经济没有贯彻到底，是中西部政府落后，妨碍了经济自由。结论就是按照深圳模式搞特区，给优惠。我同意给优惠，但潜力不大，难以扭转东西部差距拉大的趋势。
按照市场经济导向开发中西部，结果只能是拉大东西差距。目前投入中西部开发的巨额资金，也是中央和地方政府投入的，当然是计划经济。为什么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现实？把市场经济作为价值取向，反而影响了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恐怕是思想方法上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