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如何启动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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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祝贺全国第四次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顺利召开。在这里，我要感谢尹世杰教授倡导的全国消费经济学会(筹)若干年来取得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我国消费经济研究中起了很好的作用，改变了我们过去只注重生产，不注重消费的传统观点.高度重视消费需求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当前已成为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下面，我想谈一谈“如何启动有效需求”的问题。
为了开创21世纪中国发展的新前景，江泽民主席多次强调要搞好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理论创新对于经济学而言，应该对改革开放中经济生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解决实践中的新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我们业已积累了许多经验，现在冷静地对改革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思考，时机已经成熟。
多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一快就热，一热就胀，一胀就控，一控就死”，难以摆脱非良性循环。如何认识我国经济转型期运行的规律，和对其进行理论性的阐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93年实行新的宏观调控，是为了治理1991年、1992年经济超高速(经济增长率达到14％)中出现的高通胀。1996年底，通货膨胀得到了基本治理，但出现了市场疲软，增长乏力。1997年以后，金融开始松动，促进复苏，但成效不大。直到2000年经济才开始出现“拐点”或转折，但并不意味着经济进入稳定增长。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是8％，而前年降到若干年来的最低谷——7％，由高峰值14％下跌7个百分点。发展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发展中国家，进入21世纪的中国经济应该有较快的发展，因此，“十五”规划把发展作为主题。
近两年GDP7％、8％的增长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启动国家的财政资金搞基本经济建设，由国家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是必要的。但经济的内生力量未能充分启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去年外贸出口增长百分之三十几；今年外贸出口的拉动将大大减弱，加之美国出现了严重的萧条现象，今年的经济面临着更严重的需求拉动不足，当然也有有效供给的不足。消费需求很重要，它是启动经济的重要动力。目前经济运行中缺乏这种来自社会投资和消费的内生动力，一段时间内还不得不依靠国家，依靠财政，依靠政府来推动投资，支撑市场需求。我国经济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运行态势?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一般表象的分析，而应予以具有说服力的理论的阐明。我认为中国的转型期到了一个深入发展的时期，有效需求不足正是这个体制转轨新时期的特点。社会主义国家也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吗?众所周知，有效需求不足是凯恩斯用于论述资本主义30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和西欧经济的，这个命题的提出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称为“凯恩斯革命”。但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制度性的抑制群众需求的根本障碍，后者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吗?何况我国从1995年以来居民收入每年都在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也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增长，1992年是17％，去年也达10％，国内生产总值“九五”期间平均增长8．3％，我国增长并不慢，居民储蓄存款达6万亿，提出我国有效需求不足这一论题，在最初理论界的认同者不多，人们喜欢称之为“买方市场”这一模糊用语。中国经济运行自1995年来出现的新情况、新质态，如何在理论上予以说明，给一个概念，这方面的研究很缺乏。但是事实上的确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不是没有“票子” (有6万亿居民储蓄存款)，只是难以变成市场需求。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也不足。当前经济存在着促拉而动得不够，社会投资老是疲软，关键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是一个阶段性现象，今后的走势如何?积极的财政政策还能维持多久?这是急需深入研究的。我认为单纯用买方市场论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现实，我们应探讨更深的原因——转型期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我们应力争顺利解决面对的诸多矛盾，缩短这个阶段，争取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既不能重蹈高速度、高膨胀（14％的增长，百分之几十的通胀），又不能停滞于低增长中，低增长不适应我国新时期的任务，不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也不适应国际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
我国当前的有效需求不足可以称为“转型期的综合症”，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改革深化阶段难以避免的，但也是阶段性的，只要政策对头，措施得当是可以加以缓解的。我国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那种制度性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改革没到位及经济机制不完善引起的问题，是一个前进中的问题，不是制度问题。我认为，说中国是过剩经济，这不是科学的命题，应该说这是“经济运行中的过剩阶段”代替了过去的“短缺运行阶段”，或称之为“经济过剩运行”。当前的过剩运行是改革深化多种矛盾交织的表现，也将随改革的逐步到位而消失，为什么称为转型期有效需求不足，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呢?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国有制深入改革中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及投资需求不足。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投资主体由政府逐渐转为国企，而近年来国企投资积极性又不高。国企普遍效益低，积累少，不可能进行大投资。重点国有大型企业的技改投资靠国家，自主的投资软弱无力。90年代中期国有资金已不用于一般的项目。从消费需求来说，国企职工是不少中小城市消费的主体，而90年代中期，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每年几百万人下岗。这种形势下，过去城市主体消费力遭到削弱，许多过去购买力兴旺的重工业城市，随着国企的减产、停产出现购买力萎缩。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城市国企改革必经的阶段，是企业改革经历的“阵痛”。可见，国企转型的痛苦调整，大量的下岗和一部分工人收人的下降是难以避免的。
(2)经济市场化与经济结构的矛盾。90年代是经济不断市场化的过程，对企业实行价格放开，自主竞争，自负盈亏，硬预算约束，产品结构已经是由市场来选择。原有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就越来越不适应。不少国有大厂因产品过时，大量积压而发生亏损，由此陷于困境。臃肿的、过于庞大的国有经济结构不适应经济市场化的要求，是企业活力缺乏，投资疲软的重要原因。
(3)体制转轨期的居民消费自我抑制。改革深化会出现转轨时期的储蓄偏好增大和消费的自我抑制。80年代初，工厂吃“大锅饭”，职工收入低，但收入比较稳定，且医疗、保险、教育等都是公费，人们消费没有顾虑。工厂一发工资，人们就蜂拥购买老三大件：手表、收音机、脚踏车，90年代中期陆续进行了医疗、就业、教育、住房等制度的改革，福利国家的消费开始转变为个人支付的消费，这种情形下自然会出现消费抑制。这种消费倾向下降，不是短时期的现象。当前全面推行的医疗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对消费需求起着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