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政府目标、偏好、政策与“奥肯悖论”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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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奥肯定律”是经济学最可靠的定律之一，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制定经济增长和就业政策信条。但是，在中国却出现了“奥肯悖论”，即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平衡，二者在增长趋势上不同步。由于旧的体制、政策以及行政力量不当干预，“奥肯悖论”的非规律性具有反市场性。而政府目标、偏好、政策的偏离，造成了结果的偏离，建设“就业友好型”的增长模式成为破解“奥肯悖论”的根本策略，应鼓励中小企业、第三产业和非正规就业，并制定和执行独立的就业促进政策。
　　[关键词] 目标 偏好 政策 奥肯悖论
　　
　　一、“奥肯定律”与“奥肯悖论”
　　“奥肯定律”(Okun’s Law)是由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逊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瑟?奥肯于1962年提出的，它说明的是失业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间关系的经验统计规律。奥肯通过研究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失业率发现，削减失业率一个百分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将会提高3%，即经济增长和失业之间存在反向替代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多，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这就是著名的奥肯定律。
　　可是在我国，“奥肯定律”却不灵了，①甚至出现了“奥肯悖论”。我国经济在上个世纪90年代，保持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高达10.1%，而同期就业增长率却仅有1.1%。2001年至2005年我国GDP增长速度分别为8.3%、9.1%、10.0%、10.1%和10.2%，而同期年末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的5年，而且远高于上个世纪90年代。此外，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系数也比90年代低。“九五”期间，我国GDP就业弹性系数为0.13，但到“十五”期间，平均就业弹性系数下降到0.11，其中2005年仅为0.08。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的就业增加量，也由“九五”时期的94万人，减少到了“十五”时期的80万人，其中，2005年只有63万人。②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率的高速增长和失业率的迅速下降，中国存在“奥肯悖论”现象。
　　不少学者试图分析我国出现“奥肯悖论”的原因，主要观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制度制约与制度变革。传统的计划经济强调公平，并为之实行了“低工资、零失业”的就业制度。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劳动市场也随之发生变化。传统追求公平、牺牲效率的做法被摒弃掉，“国企改革、减员增效”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核心，这使得原有冗居在国企内部的富余人员“显性化”，失业短时期内出现“井喷”，并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第二，技术升级和产业革新。技术进步和产业革新是经济发展与竞争的必然要求，其直接结果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单位资本相对应的劳动力数量降低，形成了资本挤出劳动力的现象。完成相同国民生产总值所需要的劳动力投入会更少。
　　第三，劳动人口的持续增长。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实行了鼓励生育的政策，使中国人口短期内急剧增加。④伴随着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我国城镇和农村的就业压力以约20年一个高峰循环出现。而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导致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镇显性化，这也是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另有部分学者则通过深入分析“奥肯定律”的变量关系，并对中国实证数据重新测算，认为“奥肯定律”在中国并未失效，至少没有出现所谓的“奥肯悖论”。这些观点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本文认为，“奥肯定律”与“奥肯悖论”同时存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之中，规律性与反规律性在诸多复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此起彼伏，而市场的因素是“奥肯定律”规律性的根本推动力，而以政府力量为代表的反市场力量则成为“奥肯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中国欲破解“奥肯悖论”，更好的实现“奥肯定律”的规律性作用，需要各级政府在目标、政策与偏好方面进行革新。
　　二、政府目标、偏好、政策与结果偏离
　　政府作为市场机制的干预力量，具有保护市场和反市场运作的双重特征，而作为理性的主体，政府的行为深受其目标、偏好和政策的影响，受益最大、成本最小也是政府的根本目标，而这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其行为的偏好和政策的选择。改革开放至今，政府的首要目标较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根本改变，主要体现为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和管理成本尽量降低。在这一目标驱动下，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选择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笃信“快速增长万能”信条。地方官员在显性政绩的引诱下，片面理解“发展就是硬道理”为“增长就是硬道理”，认为快速增长是万能的，是政府的根本目标，并能“包治百病”。与此同时，为了使“增长数据显性化”，盖高楼、修新路、建广场、搞庆祝成为了地方官员的政策偏爱。
　　第二，偏爱大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由于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增值税作为第一大税种由中央与地方共享，而地方政府只要多上大的项目，地方财政就能增加，所以，地方政府偏爱大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大企业在地方GDP增长中占有重要比重，多上几个大项目、大企业就能迅速拉升地方GDP。所以，政府在政策、土地、能源等方面给予大企业诸多便利。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更是地方政府的宠儿，但这些企业对拉动就业的促进是十分有限的。
　　第三，认为“经济增长条件下就业必然增长”。独立的就业促进政策实行起来成本高、操作难，作为理性的主体，政府自然倾向于成本低、效益高的就业政策。而只要经济增长就能促进就业也成为了政府官员秉持的信条，这使得就业政策依赖于增长政策，附着于经济增长政策之下，失去了独立性，现实的操作往往被忽视了。
　　政府的目标、偏好和政策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中小企业创业与发展成本高。由于难以得到各类优惠政策，加之政府对创业鼓励不足，登记制度苛刻、审批程序繁琐，索、拿、卡、要现象存在，中小企业创业和发展成本相当高。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1999年我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截至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2350万户， 2005年底，全国内资企业是有350万户，比上年净减少30.1万户，下降了7.9%。
　　第二，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我国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2006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39.5%，而其他国家在我国目前这样的发展水平上可以达到50%以上。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高于其产值比，如韩国的第三产业就业与其产值之比为61:51，马来西亚为50:41，菲律宾为45:45，巴西为56:50，而中国的数据却是27.7:36.6，两者差5.9个百分点。
　　第三，就业政策长期被滞后和忽视了。由于“增长万能”论和“经济增长条件下就业必然增长”的信条，不少地方政府虽然将就业作为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之一，但却往往附着于经济增长政策之上，独立的就业优先政策被忽视了。
　　三、政府目标：建设就业友好型的增长模式
　　本文认为，我国失业治理的关键在于政府的目标、策略与偏好行为的变革，“奥肯悖论”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的特殊性，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个基本理念：经济增长是促进就业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就无从谈起，但是，经济增长并非促进就业的充分条件，即使经济增长，也并不意味着失业率降低。治理失业不能仅靠促进经济增长来实现，必须成为政府的一个独立目标，倡导就业优先原则，鼓励“就业友好型”的增长方式，实现政府目标、策略与偏好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