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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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第二阶段侧重于追求生产力的增长，都没能够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联系中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生产关系。第三阶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唯物史观方法论的新发展。
　　关键词：生产力；生产关系；科学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如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经济建设的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地位，尽管个别经济学家试图以西方经济学取而代之，但从中央决策层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看，没有过丝毫的动摇。这一点，可以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寻找到最有力的依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从纵向来看，实际上就是对唯物史观方法论认识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一、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侧重于强调生产关系的调整
　　
　　建国初期尤其是上世纪50年代，城市完成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建立人民公社，变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和农业个人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1949年到1952年，国家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存在。国家利用其补充社会主义工业生产的不足，供应部分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利用其维持和吸收职工就业；利用其利润增长，通过税收和价格政策，部分转变为国家积累。同时，国家通过劳动保护、价格、税收政策，对原料、市场、货源的控制和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企业利润分配等，把资本主义的剥削、无政府状况和投机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利用和限制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不能解决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生产无政府状态与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始于1953年的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是要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至1956年底，全国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实现了公私合营，城市已基本消灭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1953年春，全国基本完成土地改革，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其目的是通过各种互助合作形式，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体农业经济改造成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经济，从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上消灭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农业合作化经过了换工联合劳动的生产互助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三个阶段。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合作社基础上联合起来组成的由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经济组织，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在分配上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并取消自留地。
　　然而，私人或个人所有制向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历史动因不是当时城市或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支配下，追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观选择。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其首要动因不是源于增加粮食生产、发展农业生产的客观要求，而是为避免农村贫富两极分化及雇佣劳动、高利贷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辟。毛泽东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建国后，中国农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苏联式集体农庄”，在党内早已达成共识。土地改革使党更相信变革生产关系的巨大作用，以为公有化程度愈高就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农业合作化“提前”开展，在极短期内由初级社变为高级社乃至人民公社。超越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追求大而全的公有制，生产关系走到生产力的前头，会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生产关系比生产力更先进”与“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一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仍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它导致亿万农民失去经营自主权和身份自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农村消费市场的萎缩。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农业无法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国家不得不一再调整工业生产规模，降低基本建设投资，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1953年到1978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952年的57元增加到1978年的133.6元，平均每年增长不到3元”。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仍有2.5亿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前侧重于追求生产力发展
　　
　　1978年，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倾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执政方针，从而实现近30年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经济总量，为今后工业反哺农业、关注民生问题及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打下了物质基础。然而，如果单纯追求生产力增长，把GDP等同于生产力，把它作为经济活动的唯一目标是片面和短视的，是不可持续的，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诸如：
　　第一，分配不公。在生产力的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中，劳动力是最活跃的要素。劳动力运用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从事生产劳动。以GDP数字和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的生产方式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率，把劳动力的经济利益限制在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需求上，直接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劳工阶层有限的购买力之间持续加剧的矛盾，导致买卖脱节由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导致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尤其是与生活必需品的再生产比例遭到破坏。资本积累、生产扩大和增长速度建立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生产无限扩大的冲动与劳动阶层有限的购买力相对立，经济增长最终依靠频繁爆发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危机得以为继。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相对于全社会消费需要的绝对过剩，而是由劳动阶层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在我国也有一定程度的表现。
　　第二，低附加值。一国竞争力不只用经济总量的规模来评价，更要用经济结构的质量来评价。成品装配加工和低端产品制造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这一增长模式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首先，在产业利润分配中，知识产权开发和品牌销售创造较高的附加值，加工装配环节靠的是低成本和价格竞争。在技术和质量均质化条件下产品无差异，价格竞争的最后结果是没有利润。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处于低附加值的链条，生产利润实际上大部分被外国资本和拥有专利技术的跨国公司拿走。其次，中国以高投资形成的产出，在内需有限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大量出口予以消化，一旦国外需求大幅下滑，势必造成产能过剩。如果遇到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改变，工业生产更为脆弱，企业盈利可能大幅下降，导致大量生产线乃至企业关闭，失业增加，甚至经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