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间隔性制度变迁与比较制度优势

4556233

　　——诺斯“路径依赖”理论之中国区域经验实证检验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区域发展模式多样性与特殊性要求对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检验 、过滤、再吸收 。本文通过苏南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为实证 经验基础，对D-C·诺斯的“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在 变化的制度环境中，制度变迁既非以“自执行”方式 自发完成制度变迁过程，也不会 由于“路径依赖”而必然陷入 良性或恶性“锁定”，而是呈现出发展— 停滞— 新发展螺旋上升之“间隔性制度变迁”过程。
[关 键 词]： 路径依赖;双重循环;间隔性制度变迁;比较制度优势
一
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代表人物有道格拉斯 ·C·诺斯 、L·E·戴维斯 ，曼瑟 ·奥尔森、T·W ·舒尔茨 ,V·W ·拉坦等人 ，制度变迁理论“试图为建立一个专门的、相关的和逻辑的关于这些制度 的产生 、成 长 、成熟 、衰亡的理论框架提供基础。”[1]制度是一个社会为人们发生相互关系而设定的一系列规则 ，是制约人们行为的正式 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集合体 。制度可分为四种 :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 ;用于影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配置风险的制度 ;用于提供职能组织与个人收人源流之间联系的制度;用于确立公共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的框架的制度等(舒尔茨，1968 )[2]。制度功能主要是为个人提供一种激励系统 ，同时借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来推动市场交换 的发展和市场功能的扩张 ，减少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和偶然性。有效率的制度是刺激经济增长的关键 ，而一些通常被认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如技术进步、规模经济、资本积累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的表现。制度一旦形成 ，总要随社会变化而变化 ，当制度出现不均衡 ，行为者利益不能在现有制度下得到保障，就产生新的制度需求 ，呈现出制度变迁状态。制度变迁不是指任何一种制度变化而是特指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 ，通过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规则与机制所做的边际调整以增加制度收益。制度变迁只有在下面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 :(1)创新改变 了潜在利润 。如市场规模的变化、技术变迁 、一个社会中各种团体对收人 的预期 ，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收益与费用 。(2)创新成本的降低使得制度安排的变迁变得 有 利可 图 。如一种安排的组织成本 已由另一种安排所支付，技术革新减少制度安排 的运作成本，信息传播与社会知识的进步 ，也有利于降低创新成本 。制度变迁是制度发展 的必然规律 ，但制度 的替代 、转换与交易过程存在着种种技术和社会的约束条件 ，如制度变迁成本收益比较 、一 项制度的受益者与受害者 、相对谈判力量的对比、组织 的偏好 、技术条件等等 。实施制度的各个组织在相对价格或偏好变化的情况下 ，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重新谈判与博弈以达成更高层的合约、改变旧的规则建立新的规则。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 .C.诺斯 进一步提出了制度变迁的“路 径 依 赖 ”理论(Path Dependency)。诺斯将保罗 ·大卫和 W ·巴兰 ·阿瑟 的“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性”引人制度变迁 ，认为在制度变迁 中，同样存在着路径依赖性和自我强化机制 。
我们将制度渐进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与长期持续的增长或下降结合起来。一旦一条 发展路径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的关于这 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在经济增长的情形中，有一条适应性的有效路线，它允许在不确定性下的最大化选择 ，以追逐某些承担活动的真实模型，并建立一种反馈机制来识别某些相对无效的选择，并消去它们。···……但是尽管如此 ，非生产 性路 线仍然存在 ，初始制度集合的报酬递增特征为生产 活动提供 了负激励 ，它在 现有制度 下创造 了一些组 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他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但他们 为经济上储存 与增加有用的知识所提供 的报偿较少。参加者的主观精神构想会演进成 一种意识形 态 ，它们不仅会使社会 的结构理性化 ，而且还选择了不佳绩效。结果，经济 中会演进 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3]
一个国家或区域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一种制度一旦形成 ，不管是否有效 ，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 ，这就好象进人 了一个特定的路径 ，制度变迁只能按照这种路径走下去。路径依赖有两种方 向 :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 ，其报酬递增促进经济的发展 ，其他相关制度安排 向同样方向配合 ，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 。这是一种良性的制度依赖 。另一个极端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 的轨迹形成以后 ，初始制度的报酬递增消退 ，开始阻碍生产活动 ，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 。此时这个社会 人了无效制度 ，进人了“锁定”(lock in)状态[41，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由此可见 ，所谓“路径依赖 ”就是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 纳 ，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 ，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体系所替代，从而进人锁定(lock in)。
“路径依赖”理论具有二定启发与借鉴意义 ，但由于制度变迁的话语表达主要以特定历史时期西方历史经验为理论基础 ，D·C·诺斯理论的经验来源主要局限于西方世界制度变迁与美 国经济发展 [5]，因此要解析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制度变迁 ，路径理论并不具有天然解释力 ，“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 ‘应该 ’。无所 指而强 为之指 、或削足适履 、或指鹿为马”[6]，如果我们承认转型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存在特殊性 ，就需依据中国经验对制度变迁相关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理论过滤 、再吸收 ，而不应国固吞枣，格式化套用。本文选取苏南发展模式制度变迁的双重循环 为实证经验基础 ，对“路径依赖”理论进行再检验。
二
苏南发展之制度变迁路径既有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与制度约束所形成的共性特征 ，又具有区域独特性。苏南发展之制度变迁路径经历了双重循环，传统苏南模式变迁经历了第一重循环:制度环境 变化— 制度失衡— 制度变迁 — 制度均衡— 制度失衡 ;新苏南模式经历第二重循环 ，制度失衡— 制度变迁— 制度均衡[7]。从建国以后到70年代末 ，苏南农村经历了集体化和合作化运动 ，以及从公社 /大队到村委会 /村民小组的行政建制变迁 。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后 ，脱胎于草根中的苏南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通过制度创新率先形成制度性崛起 ，集体经营 、共同劳动 、协调分配为特征的社 队经济 ，转变为乡镇企业为支柱的集体经济 ，形成 了“集体经济一公共权威 ”的政经共 同体结构 。苏南模式在 80年代中期达到发展高峰期 ，引起学者们广泛关注 ，形成众多名词 、术语 ，用以描述地方工业企业成长过程中地方政府功能特征 ，如 “地方政府组合主义 ”(local statecorporatism) (jean C. O. ,1995)[81,“干部资本主义(cadre capitalism)”(Herrmann一Pillath，1997)、“干部/经营者 (cadre /businessmen)" (Shue, 1988),“合作文化”(Weitzman and Xu, 1994; Unger andChan, 1992; Nee, 1992 )“(准)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 ”(何梦笔 ，2000)、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新望 ，2000)进人 90年代 中后期 ，客观事物又显示新的面貌。随着制度环境变迁 ，“传统苏南模式”显现出资源约束 、需求约束 、体制约束等局限性 :随着宏 观经济秩序全面转 向市场经济体制 ，乡镇企业的制度比较优势逐渐衰减 ，乡镇企业传统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 与震荡 。随着中国经济从卖方市场转 向买方市场 ，苏南乡镇企业的外部竞争对手 日益增多 ，国有企业在放 开搞活后进人市场 ;经营灵活的个 体私营经济也日益壮大 ;“三资企业”技术设备先进 、产品质优档次高 ，对苏南乡镇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 ，苏南乡镇企业“产权模糊”问题 凸现 ，企业 内部组 织成本 大 幅度上升 ，从 而抵消企业 降低 市场交 易费用和提高专业 化收益 的努力。传统苏南模式在 90年代中后期逐渐衰落 ，导致“苏南模式的终结”[9]。随着温州模式十四大以来的兴起 ，人们转而称颂温州模式 ，苏南集体经济模式 的是非功过形成 了学术争议 的热点 。苏南地方政府从 90年代 中后期开始对乡镇企业实施 多次产权制度改革，同时利用历史机遇 ，通过制度创新与政府职能转换 ，以园区经济为载体 ，打造国际制造业基地 ，推进工业化 、城市化 、国际化互动并进 ，大力发展外 向型经济 ，锻造出“新苏南模式”。新世纪以来 ，当温州模式开始呈现相对衰落迹象 ，而“新苏南模式”却又呈现出富有生机的新的制度发展路径。
这一系列跌宕起伏 、丰富多彩 的模式兴衰构成苏南发展模式之双重循环 ，这不是一个静态的经验事实，而形成一个持续的动态经验运行过程;它不仅是经济过程 ，而且是甚至主要是政府过程 ;它不仅涉及经济主体间的生产行为、交换行为，而且涉及到权力的价值权威性分配 、权力主体间关系、政府精英行动、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结构 、地方政府间竞争。随着两次改制的展开，苏南区域政府与制度关系正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倒 U型结构 ，制度不仅是政府实现政治经济 目标的理性工具 ，随着市场经济所衍生的生产与交换 自由秩序的形成 ，制度由工具理性 日益转向价值理性 ，政府权力运行范畴与程序 日益受到政府培育的“自生 自发秩序”[10]的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