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对于1842—1984年湖北省经济管理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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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摘要：1842年以后，湖北省经济管理体制经历了指令经济型→市场经济型→计划经济(新指令经济)型→新市场经济型的变迁过程。指令经济型要求中心集权，市场经济型要求地方分权。
摘要：现代化湖北省经济管理
在经济管理中，有一个中心和地方的关系新问题。在地方一级中，省一级是本位。这不仅是因为省是地方一级中的最高层次，不仅是因为省政府是中心政府决策落实的主要组织者，还因为省政府有中心赋予的结合本地情况制订部分政策的决策权。一般来说，县、乡两级政府没有这样的地位、职能和权力。探究经济管理必须探究省一级的，才能看出中心政府决策的落实过程和后果。但是，对省级经济管理演变过程的探究，似乎还是一个空白。在中国近现代时期，各省经济管理的模式、性质、内容、方法、机构等等大同小异，其演变进程基本上也是同步的。湖北地处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状态，在省级经济管理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通过对湖北省政府经济管理的解剖，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时期省级经济管理演变的轨迹。
本文着重考察湖北省政府经济管理体制性质和权限的变化过程。它们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其演变轨迹经常交织在一起。
一、指令经济和习俗经济互补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的起点
要深刻熟悉近现代经济管理变化的历史方位、性质和特征，必须将它放在中国经济管理发展长期趋向之中，用一种历史眼光去观察。
从夏到秦汉的国家形成过程中，各代王朝通过建立户籍制度、公有土地授田制度、服役制度、赋税制度、贡献制度、国营手工业制度、专卖制度等等，或直接支配资源，决定其用于何处；或规定生产者应交纳何种实物，从而决定生产的内容。于是，在公社习俗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指令经济的管理体制。
指令经济的内容不断变化。从夏至汉，国家直接支配生产者劳动力的比重逐步减少，征收生产者的劳动产品则相应增多。汉末三国初年征收谷物、布麻或绢绵。农户为了交纳这三类物品，就要生产它们。绢是丝织品，为了生产它就必须养蚕。布的原料是麻，生产它就必须种麻。因此北魏以后的均田制，在分给粮田的同时，又规定分给桑麻田若干。唐代前期通过租庸调制规定农民生产什么。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匠籍制度、均田制度崩溃和商品经济发展，市场经济萌生，两税法、一条鞭、摊丁入地相继实行，田赋部分货币化。在从习俗经济到指令经济的演变过程中，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并存和互补，但又互为消长，总的趋向是指令经济增而习俗经济减。萌生的市场经济关系既冲击指令经济及相应的管理体制，又冲击习俗经济及相应的管理方式。①令人感喜好的是，前者受到的冲击大，后者则小得多，以致政府的指令经济型管理方式衰落，存在于基层生活之中的习俗经济及习惯法等等却顽强地延续下来。“非正式制度布置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布置更难以变迁的趋向。”②
自康熙三年(1664)设湖北巡抚至1842年，湖北省的经济结构建立在手工劳动和生产资料绝大部分归私人所有的基础之上。农业是基本生产部门。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农业生产者是农户。各户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均由自己决定。他们将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在城镇和农村中有独立的手工业者，他们生产农户不能生产或生产成本过高的铁器、陶器等物品。农户之间，手工业者之间，农户和手工业者之间，通过基层市场近距离互通有无。商人和政府组织远距离的商品交换。此时自给经济占主要地位，商品经济在逐步发展，市场经济萌芽在成长。
在这种经济结构中，佃户和地主有关租佃土地和土地上收获物的分配，雇主和雇工有关工资数额和劳动条件，买者和卖者有关商品的价格，借者和贷者有关利率和还本付息时间，均由双方依经济发展自发形成的习俗规则商定。社会公益事业(如建桥修路等等)所需经费，一般由习俗经济形成的村社残存(社产、义田、义仓等)的收入和捐献来解决。农村中发生的经济纠纷，首先由宗族、社里依当地习俗解决；只有这些民间组织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才会提交政府的司法机关，政府依照反映习俗规则的法律(习惯法)作出判定。
经济方面须由政府管和政府能管的，第一是主要用于维持政府机构运转、部分用于公共事业的财政收支。在财政管理中，征收漕粮、食盐专卖、官田出租、钱币铸造等等属于指令经济性质。其次是监督市场。第三是管理政府资产。最后是解决上述民间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生活中必须由政府管和政府能管的事情并不多，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少，管理方法简单。这是一种以习俗经济为基础、以财政管理为中心、以指令性管理方法为特征的传统型经济管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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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指令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1842—1949)
经济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的一个侧面，前者随后者的变化而变化。欲了解经济管理的变化，必先了解经济体制的变化。
(一)经济体制的演变摘要：新经济的产生和旧经济的蜕变
1842—1949年间，湖北境内发生的、对湖北经济管理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军事事件是摘要：1862年汉口开埠；19世纪50—60年代清政府和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北；1938—1945年日本侵占湖北大部分地区；1946—1949年解放区迅速扩大。这一系列事件使湖北的生产力和经济体制发生了以下急剧的重大变化摘要：(1)外国的商人、轮船、商品、资本、机器、技术人员和工匠进入湖北；湖北的产品直接或间接运到外国。独立经济向依附经济转变。(2)出现使用现代技术设备的工厂、矿山，现代通讯、交通运输等企业，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3)工业、交通运输、商业、金融业、农业、服务业都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组织和资本家，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演变。(4)商品和货币的流通量成倍地增加，城镇市场迅速扩展，汉口等变成大型的现代工商业城市，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5)市场关系像食盐入水一样，无声无息地渗入到每一个经济细胞中，不断地瓦解并替代习俗经济关系和指令经济关系摘要：商品的交易者是货币关系；雇佣双方是货币关系；借贷双方是货币关系；城市中的经济交往皆通过货币；人民和政府的税赋是货币关系；农业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投入市场到20世纪30年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功能越来越广泛，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正在形成。
在经济体制的这种演变过程中，经济管理体制也由指令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管理机构、管理职能、管理方法三个方面。
(二)政府管理经济机构及其职能的演变
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变化有三种情况摘要：(1)随着指令经济的衰退，原有的机构被撤消。(2)随着现代经济的兴起，设立新的机构。(3)原有机构职能现代化，名称亦随之改换。这些变化呈现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l842—1911年。在这个阶段，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司、道的兴替上。
(1)湖北督粮道和武昌盐法道等旧机构的撤消。1842年，湖北设有3司2专职道。3司中的布政使司，职能之一是管财政。2专职道(湖北督粮道和武昌盐法道)都是指令性经济管理机构。1852年以后，太平军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使淮盐断绝，湖北被答应借销川盐，任何人只要纳税，均可经营食盐。这就冲破了原定的“无照为私，越境为私”的官盐体制。1853年，湖北漕粮一律改收折色。这两种变化有利于私商和货币经济的发展，并使指令性经济淡化。随着海轮和铁路运输的兴起，漕运全停，湖北督粮道于1904年裁撤。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盐政新制，1911年撤消武昌盐法道，改设鄂岸盐务副监督，直隶于中心政府的盐政大臣。
(2)劝业道、洋务局等新机构的设立。张之洞在湖北建立的现代工矿交通企业，大部分属于清政府所有(国有)，而由湖北省政府代表清政府管理。和此同时，私人兴办了一些中小型企业。这使湖北省政府产生管理经济的新职能摘要：经营国有的现代企业和管理社会上的现代企业。为此，建立了一些执行新职能的新机构，如湖北铁政局、湖北织布局等等。这些机构只承担管理本企业的事务。湖北矿务总局则还承担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1909年，设劝业道，主管全省工商业、交通、矿务、邮传等项实业。随着外国在汉口、沙市设立领事馆和租界，对外经济交往增多，除设立江汉海关外，还设立省级行政机构。1897年设立的铁政洋务局，主管全省铁路、工矿、对外交涉、编译等事，1904年改为洋务局，1910年又将洋务局升格为湖北交涉使司。
为了适应和促进湖北商业的迅速发展，1898年，两湖总督府指示各府、州、县设立通商公所，并将汉口的劝工劝商公所改为商务公所。1900年改商务公所为汉口商务局，统管全省工商事务，以图建立一套全省工商管理体系。1901年，汉口商务局拟定有关汉口商务情形的10条条议，就开拓商品销路、筹集资本、市场管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管理、行政管理和矿业开发等作了规定，还办了《湖北商务报》。7年以后，清政府才成立商务部，并要求各省相应设立商务局。在这方面，湖北比其他省先行一步。
(3)布政使司等原有机构的蜕变。由布政使司管理的财政收支，结构和内容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收入大增，收入来自现代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大。道光年间(1821—1850)，湖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田赋，商税、茶税等列入杂项，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210万两银两，其中田赋占70％。而到50—60年代，则增至300余万两；70年代以后又不断增加，到1909年则增至1718万银两。所增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流通领域，如关税、盐税和厘金等。1910年试行预算制度，该年编制的1911年湖北省财政收支预算中，收入8项中，盐课、茶税、鸦片税占24．3％，厘捐一项占23．5％，正杂各税占6．6％，田赋占11．1％。这8项共收入银两1354．5万两，是道光时期的6倍多，它还不包括由中心政府直接解收的湖北境内的海关税257万两和常关税14万两，若将这两项计算在内，田赋占的比重为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