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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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倡导并践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并影响着全球经济，更加凸显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及其危机予以剖析的重要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体现于“现象经济学”倾向、方法论的形式化、环境假定的绝对化、“价值中立”的先天不足，以及均衡分析和静态分析的有限性等方面。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预示着其进一步演化的转换方向。
　　关键词：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危机
　　
　　范式是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按既定的用法，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
　　经济学范式危机是指经济学科领域内人们基于经济实践对理论的冲击而不再接受或至少部分拒绝原来共同掌握的信念、价值标准、假设和定理的现象。西方主流经济自新古典主义以来就形成一个貌似强大、不可动摇的范式基础，并致力于通过数理化和模型化手段对其进行维护和巩固。但主流经济学范式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它没有随时代的变迁而进行整体理论范式的转变。特别是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传导、扩散并放大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危机的起源国和祸端者，美国却长期以来坚持倡导并践行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其背后的理论启示和批判意义非常深刻。本文侧重于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以下简称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危机予以解析，并预测主流经济学范式进一步演化的方向。
　　
　　一、“现象经济学”倾向
　　
　　经济学作为一种范式，最重要的恐怕要数边际主义的发展，尤其是主观效用价值论以及随之而来的边际分析方法，经济学家们正是从这个边际分析方法中选出一部分用以构造其独立范式。以边际效用为核心的主观价值理论在对传统经济学生产成本价值论进行批判的同时，无意中也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并一直被沿用至今。没有边际革命就没有现代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出现，更谈不上范式危机的出现。边际主义范式比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对经济现象更具解释力，但只限于揭示经济现象而非经济运行的本质规律。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开始正式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哲学研究的对象是整个世界，目的是揭示整个世界最本质、最一般的规律，经济学作为一门具体学科，研究对象则是世界的局部，目的是揭示局部研究对象——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作为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具体学科，无论是哪种经济学流派或思想都构建于隐含或明示的特定哲学基础之上，如亚当·斯密的重要哲学基础之一是边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基础的不同，必然导致不一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导致经济学范式的特点各异。边沁和斯密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人的本性被归结为整齐划一的“理性”与“自利”，利益驱动动机成为客体与主体的主要互动方式，以人和人的心理活动作为经济学范式的支撑点，较人性化，其解释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经济活动的现象，但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心理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人是现实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主观心理的形成来源于现实，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应。人的心理行为其实是在长期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非原因，夸大人的心理活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果颠倒，从根本上说无助于把握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经济规律。这种哲学范式的内生缺陷导致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趋于僵化，单纯追求在原有范式基础上进行更为规范性的描述，表现为经济学范式越来越优美，但与经验世界本质规律距离却越来越远的模型，成为一种“现象经济学”。从这一角度看，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或工程技术化倾向具有必然性。
　　
　　二、方法论的形式化
　　
　　就方法而言，标准经济学高度抽象，倚重…数学和演绎，并不孜孜计较体制。如果单纯进行理论分析，在一个相对封闭、静态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对复杂的经济现实进行抽象的把握，也有助于经济理论体系的顺利构建。在假定前提的基础上进行演绎逻辑推理进而得到结论，仅仅从理论体系本身而言，这种分析没有问题，实际上这也是经济学范式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独特之处。这种发端于李嘉图的抽象的演绎方法具有独创性，它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可能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但现实世界是复杂多变的，现实经济活动也是复杂动态的，为理论分析的方便而先验、武断地把现实经济活动中事实上存在的、并对经济运行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通过假定前提轻而易举地剔除掉，人为地变复杂世界为简单世界，通常会导致主流经济学的假定与现实严重脱节，由此推理出的结论即使是科学，也是一种“片面的科学”。
　　1950年以来，以阿罗一德布鲁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给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形式完美、结构严谨的数学模型。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传播和普遍应用使得经济学理论达到“深奥而漂亮的新高度”，同时由于数学方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精确性和反随意性的逻辑一致性，致使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数学理性方法是唯一能够给经济学提供科学性和完整性的方法，对于实验和其他方法则采取漠视乃至排斥的态度。高深的数学表达和精巧的建模技术俨然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种时尚，经济学走向趋于数学化和模型化。但事实是，现实的经济活动有许多层面，如“经济人”的心理倾向、情绪、价值偏好、习俗、文化等都很难用数学理性方法完全予以描述和准确说明。经济现实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易变性使得数学理性方法只能近似反映现实，数学模型对现实的把握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数学化虽然给经济学披上了貌似严谨的公理化外衣，但却是一种以牺牲经济内容来顾全数学形式的片面发展结果，与经济学的实质分析脱离联系。传统观念中，主流经济学通常被视为一门现场观察性学科，这种方法偏好导致经济学理论难于证伪，更无法证实。由于客观经济环境的高度复杂性、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与混合影响，以及某些状态发生的历史偶然性，使得众多经济学命题或假定无比“微妙”和“似乎有理”，进而极大制约了经济学理论的科学性。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华尔街金融精英们滥用金融计量技术、过度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炼金术”破产了，本身就证明脱离经济生活实质的、形式主义的方法论根本无法掩饰并解决人性的贪婪和恐惧等致命弱点。
　　
　　三、环境假定的绝对化
　　
　　主流经济学除颇受诟病的关于“经济人”的人性假定之外，还有广为争议的绝对化的环境假定。主流经济学将市场视为各种经济行为唯一的制度环境，并将经济自由作为最高信念。许成钢、钱颖一等把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的最重要内容归纳为五个关于“不相关性”的理论基准：(1)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模型，意味着经济体制与经济效益不相关；(2)莫迪格里亚尼－米勒定理，意味着金融工具与经济效益不相关；(3)科斯定理，其结论是在交易费用趋于零的条件下，法定产权的初始配置与经济效益无关；(4)卢卡斯的货币中性理论；(5)贝克尔－施蒂格勒模型，其基本判断是除法庭外的执法体制与经济效益无关。基于这五大理论基准，可以通过假定零交易成本、信息完全和知识完全等条件，屏蔽掉制度、文化等因素，为资源配置研究提供“理想条件”并得出“理想状态”下资源最优配置的均衡点。尽管这五个理论基准本身的正确性仍有待检验和考察，但类似问题在现代经济学其他的环境假设中普遍存在。
　　考虑到主流经济学有关环境假定的绝对化，遵从主流经济学指导的人们的经济实践结果必然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新古典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将可用的经济资源分配给社会以便获得最大社会价值的一门科学。如果为达到一个社会目标必须放弃或牺牲某些东西，经济学家会尝试告诉我们如何在价值有形、效率最高的物质产品、“帕累托最优”等之间进行抉择。“帕累托最优”成为所有经济资源都被分配并得到最有效利用的一种经济状态，因此，它不可能使某些人在经济上更好而让其它人经济状况变得更差。有效市场的主要优势正是在于有能力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配置也可能出现在资源利用的生态非持续性模式中，对决定人类幸福的其他重要因素缺乏考虑。“帕累托最优”是在不能在不使其他人经济状况变得更差的情况下，使某些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但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只是不改变其他人的经济状况，但对资源等环境因素没有作重点考虑。即在“帕累托改进”过程中，资源可能被过度使用，环境可能遭受破坏。由于环境计量和估价的困难，有形的环境效益被低估了，无形的环境效益在经济分析中体现得更少。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其实践应用已严重掩盖和低估了全球普遍发生的生态恶化问题。
　　正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错误指引及价值误导，世界自然和人文环境都遭到严重侵蚀。“工业革命”，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尽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自然环境却遭受了野蛮的破坏，大量资源和能源被消耗，无数垃圾被排向大自然，人类生活也因此面临自然的持续报复。
　　
　　四、“价值中立”的先天不足
　　
　　马克斯·韦伯区分了人类的四类“有意义行动”：(1)目的理性的，由外部世界对象和其他人的行为的预期所指引，并把这些预期作为达到由行为者本人理性考虑和追求目的的“条件”或“手段”；(2)价值的，由对行为的一定模式所无条件固有的价值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任何其他有意识的信念所指引，纯粹为了它本身而不计后果；(3)感情的，特别是情绪的，此时的行动由突然爆发的情绪和热情所指引；(4)传统的，这时行为由熟悉的习俗指引。在人的研究上，主流经济学主张通过“价值中立”将一切价值关系、人类情感和传统习俗排除出研究范围，而只研究韦伯所说的人类“有意义行动”中的第一类行为。
　　然而，我们可以对人类行为进行分类，却不能将它们彻底分割。在具体的现实行动中，缘于人的心理的复杂性和行为的非线性特点，这四类行为相互联系、互为条件、密不可分，各种行为之间具有很强的重叠性和干扰性。不仅行为目的的确定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和标准的，而且情感、传统等也通过生物遗传、文化传承等方式成为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更重要的是，不同的历史环境、文明体系造就了不同的价值观、历史情感等，使行动的目的指向并非单一的，难以在不同群体之间一致地测量。因此，那种以“其他条件不变”只研究其中单类行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有效，但在社会科学中却终究难以全面。更何况形式化的追求促使经济学不断借助“奥卡姆剃刀”剔除那些被认为是非本质的内容，精炼命题，使我们更难以全面认识人类行为，也进一步阻碍了经济学的深刻。
　　库茨涅兹反思经济学对大萧条后果的错误分析时曾表示：“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可以防止有些经济学家不去注意他们的理论总结对特定历史条件的依赖性”。但有多少持“经济学帝国主义”观念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之外的学科表示兴趣和敬意呢?对于把现实中具有主观能动性、思维和创造力的活生生的、非同质化的人简单视为受外界刺激的机械反应者和利益驱动者，排除了人类的生活意义，对人类行为理解偏于片面和肤浅的主流经济学，怎么可能从中获得对经济系统的构成、运行等深刻的理解呢?至少在马歇尔认为的经济学更应注重的人的行为的研究的判断下，主流经济学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如若基于这种经济理论观点及主张来指导当下的金融危机预警、防范和治理对策，其实际绩效并不会令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