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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西部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差距,尽管出台了许多区域优惠政策,但区域经济水平差距依然很大,梯度推移现象不明显。究其原因,就是我国东、西部地区在梯度推移过程中存在着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非均衡集聚,从而导致梯度推移粘性。
[关键词]区域;梯度推移;非均衡集聚;粘性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098-04
郭萍(1972—),女,惠州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广东惠州516007)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梯度推移粘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06CJL019)的阶段性成果。
冈纳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论认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并不是同时产生和均匀扩散的,而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则会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继续超前发展,从而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梯度理论被引入我国总体布局与区域经济研究中,主要是针对我国经济分布的不平衡性,运用这个理论探讨开拓重心的空间转移,调整空间结构的途径。国内梯度推移理论的基本点为: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经济技术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已形成一种经济技术梯度[1]。生产力的空间推移,要从梯度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高梯度地区,引进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依次向处于二级梯度、三级梯度的地区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也就可以逐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我国学者周起业认为,梯度推移是有序的,因为处在发展阶段的产品的生产必须从第一梯度地区转移到第二梯度上某些条件较具备的地区,而不能超越转到劳动费和原料费等更低廉的第三、第四梯度地区,这是由地区的接收能力差异决定的[2]。当创新产品进入到发展阶段以后,生产虽已开始定型,技术密集度有所下降,而且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一部分外部聚集经济可以转化为内部规模经济,零部件在公司范围内自给的程度可以得到提高,对外部协作的依赖也会相对减轻,但他们在布局上对技术、协作等多种生产发展的条件要求仍然相当严格。处在第二梯度上的城市,拥有比较先进的科学文化、较强的科技队伍、比较优越的信息、交通、金融与外部协作条件,完全可以把处在发展阶段的产品生产从创新发源地接受过来[3]。这些城市所控制的市场范围虽然小,但当创新产品进入发展阶段后,价格将会下降,需求频率因而可以增大,这就使得他们要求占有的市场也会相应缩小,以致一个二级城市的市场区就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所需要的最小销售限界。而处在第三、第四梯度上的地区暂时还不具备这种接受能力。王小鲁和樊纲认为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过去20年中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出现了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差距扩大非常明显。[4]
一、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
西部地区(低梯度地区)与东部地区(高梯度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等诸多因素而出现了经济上的差异,即东部地区总体经济水平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启动后,这种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还具有扩大的趋势。
(一)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差异
为了便于比较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前后的东、西部地区经济变化状况,以2000—2008这8年的人均GDP数据为例,见图1。
根据图1可知,从1997年至2006年,无论在我国东部、西部还是在全国范围内,人均GDP都是在增加的,但是在1999年实施西部大开发策略之后,西部地区人均GDP的增幅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并且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并且,东、西部地区人均GDP不仅仅在总量上有较大的差距,而且在增长率上也存在很大的差距,2000年后这个差距进一步扩大。
(二) GDP增长率的差异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因此,出现区域间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尤其在20世纪的90年代,差距扩大地非常明显,见表1。表1列举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东中西部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的平均增长率约低1个百分点,而到2006年则扩大到2-3个百分点。 作文 http:///zuowen/
二、区域梯度推移粘性存在的因素
根据上文的比较,可以发现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确实存在很大的差距,尽管梯度推移因素的存在,但是这种差距却有扩大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在一个区域梯度推移的系统内,尤其是我国这样充满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区域系统内部,就存在着诸多的延缓区域梯度推移进程的因素,从而形成区域梯度推移粘性。而导致梯度推移粘性的根源是生产要素的极化式聚集,具体表现为:劳动的非均衡集聚、资本的非均衡集聚和技术的非均衡集聚。
(一)资本的非均衡集聚
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实力较弱,难以消化吸收东部地区先进的生产力,即便有东部资本流向西部,也只能获得较小的资金回报率,这样,不仅外资青睐于东部,东部资金主要用于东部,甚至中西部的部分资金也流向东部,中西部产业发展受到东部挤压,东部生产效率较高规模经济优势明显[4]。同时,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公路、铁路路网单薄,密度分别只有东部地区的19%、22%;许多乡村还没有通上电,电话普及率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城市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公共服务能力严重不足,这些都影响外部资金的流入。根据世界银行2003年的调查显示,由于各地港口便利、劳动力技能等自然禀赋不同,西部的投资环境要比沿海地区落后,尤其表现在金融环境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进出国内市场的障碍多、税收负担较重、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不足等方面。中部地区的投资环境介于东部和西部之间,但其金融运行效率明显偏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投资环境总体排名前四位(A+)分别是杭州、上海、广州和深圳,而中西部地区只有重庆(A)进入前十位。
(二)劳动的非均衡集聚
东南沿海沿江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能先发展起来,这实际上是地区差异客观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我国缘于地理位置差异产生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是不可能根除的,因为东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是不平衡的。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创造的财富多,那么这里就应该聚集大量的人口;内陆地区经济总量小,那么它的人口规模也要小,这样人均收入就可以实现平衡。这种平衡地区间收入差距意味着要实现人口的自由流动,落后地区的劳动者为了获得发达地区的高收入,要转移到沿海发达地区来,这将是中国未来的大趋势[5]。
具体来说,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人口过剩城乡差异显著的发展中大国,二元经济假设更为接近当代中国的实情,由于我国落后地区(中西部)经济结构仍以传统乡村部门占据很大比重,而发达地区(东部沿海)则集聚了全国绝大多数的现代城市部门,劳动丰裕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外流抑制了资本丰裕地区的资本外流从而形成产业区域粘性。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资料显示,截至2008年,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总数为1.5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28.3%。跨省流动劳动力(外出半年以上)约为3166万人,其中90%来自中西部。随着大量劳动力的东移,一方面可以填补市场空缺,活跃当地经济,促进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但另一方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西部地区居民收入,但是难以从根本上消除两地的经济差异,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形成梯度推移粘性。 论文代写 ht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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